最近偶爾在思考運動及組織的問題，翻看盧森堡對黨組織的理解，令我想到一些事，不妨重述她的觀點。
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erg）在她的＜革命活動中組織的角色＞（1904）一文中，對所謂集中制（Centralism）作了理論的詮釋，特別是結合對俄國的分析，批判了列寧先鋒黨的民主集中制。
她 指出，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的社會化，造成工人的聯合，然而，在資本主義欠發達的俄國，工人處於「原子化」，所以，革命者（她界定為社民， “Social Democracy”）需要令工人聯合起來；她總結，俄國的革命任務是，如何令社會主義運動由最初準備階段，即地方及分裂的小團體，發展成全國性組織，發 動全國互相配合的政治運動。
盧森堡指出，列寧在《火星報》（Iskra）中，鼓吹的集中制，以黨中央委會指派所有地方委員會及工會，並指揮所有地方組織跟從黨的方向，統一行動。
然而盧森堡認為，關鍵問題不在於是否集中，而是程度問題；列寧認為，先鋒黨就是一個雅各賓（Jacobin）黨， 與工人階級密不可分，並意識到他們的階級意識，盧森堡指，這種做法，跟布朗基（Blanqui）沒有根本分別，忘記了群眾是革命的一部份，變成一種密謀式 集中制，並建基於群眾的服從，她稱之為「極端集中制」。
然 而，盧森堡心目中的組織是辯證的，需容許、激化、結合群眾運動的自發潛力，所謂集中制，應該是一種趨勢（tendency），而非機械性的，集中制的條 件，應該是大量工人在政治鬥爭中接受教育，同時，工人可以透過在公共生活、黨報及公共議會中，發展他們的政治活動（99）；她指出，俄國當時的革命成果， 並不是建立了先鋒黨，而是幾次大型罷工及群眾動員。
她認為，列寧的集中制，只會使運動變得狹窄，而不是得以發展，是被束縛著，而非統一聯合。
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在思考組織上，其實已具有細緻及彈性的向度，對黨及建制的主導性亦有反省，國家主義或社民式的集團主義，是以工人階級名義，進入及參與建制，並取替工人運動，而列寧主義的先鋒黨則創立新建制，取替群眾運動，這兩條恉非絕對唯一。
我們今天想擺脫認同政治等分裂傾向，及避免列寧主義式的先鋒黨，重尋左翼聯盟，羅莎．盧森堡可以說作出了很好的示範，在政治的考量裡，比起今天許多新思維還要實用及具創意。
Luxemberg, Rosa. 1904 (1972). “The Role of Organization in Revolutionary Activity.”  Rosa Luxemberg: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Robert Looker. London: Jonathan Cape, 9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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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西方學界對所謂「大敘事」（grand narratives）的指責，近年中國學界也興起討論及運用所謂「微觀層次」，有別於「鉅型理論」，除了一些西方理論外，中國知識份子被迫學習的官方馬 列毛也是其中之一；在各種「微觀」的討論，跟我自己興趣相關的，要算是「鄉土」，應星與他口中的「鄉土派」的爭辯，其實也與此相關。
應 星對他們的批評，除了之前談過的「村民自治」論外，也包括對他們的樸素經驗主義，因為鄉土派強調要從田野中獲取靈感，甚至繞過西方理論的羈絆，從田野經驗 中創設理論，他指出，鄉土派一方面過份強調田野工作可以與理論前設保持距離；另一方面，又沒有看到，田野工作皆有其理論前設，就以田野工作（field work）為例，這個詞作為科學概念，本來自馬林諾斯基（Boris Malinowski），而他的功能論，又影響著中國著名人類學家費孝通的「鄉土中國」概念，他以農村（village）作田野地點，其實視農村為中國社 會文化基本單位，並以功能論來理解他的「鄉土」，這是一定的方法論預設，而鄉土派只看到田野工作的重要性，卻沒有反省這些理論（王銘銘曾在他的文章中討論 甚至質疑過「鄉土」觀）。
應 星則以社會學想像力來回應，要求從事微觀的田野考察，需要有「社會學想像力」；然而，應星沒有把這個概念進一步推展一下， 雖然應星指出，這個概念由米斯（C. Wright Mills）提出，集中批判柏森斯（Talcott Parson）的結構功能論，以及邏輯實證論及經驗主義，但他沒有再指出米斯的政治，米斯的批判，其實是針對戰後美國的社會科學界以及它們與政治經濟的關 係，當時的社會學以至整個社會科學，扮演了意識形態的角色，支撐著美國戰後的資本主義國家轉型，與冒現的政經軍事複合體有關，例如大學獲取政府以至軍方大 量支持，從事大型量化研究，社會科學的關注，亦配合企業管理精英階層膨脹，從而大學亦得以擴展。
故此，今天在中國這個完全不同的脈絡裡提社會學想像力，有需要對中國進行政治經濟分析，究竟「鄉土」的興起，又與中國當代社會走向有何關係？
這 裡無法作系統的研究，只可提出一些觀察；「鄉土」論述的出現，其實與當代中國國家的社會工程有關，就以村民自治為例，這本身是九十年代的中國國 策，推行基層選舉，延至今天胡溫提出取消農業稅、「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全力支農，背後的關懷，卻又與地方政府，特別是農村基層政權不穩及腐敗有關。
這 套論述的最基本結構，是中央政府自視為照顧全國利益的代理者，要治理混亂的地方，隨著開放改革以來地方分權及強調地方政府的主動性，中央政府在論述上也抽 離開「地方」，漸漸成為一個公正的青天大老爺，或一個代表文明的現代民族國家，成為幾乎不帶特殊利益的主體，這在普及文化及老百姓的口中，亦多處出現這套 論述（例如《雍正王朝》與當年的朱鎔基）；而為了要實現公正，推動現代文明，有需要了解地方上，以至最基層的「鄉土」狀況，這在所謂「鄉土派」的村民自治 ／治理的論述中，得到較清晰的分映。
這種論述又非完全虛假，它夾帶著真實與想像，又與人們具體實踐及論述作持續的連結與商議，但它的確讓 我 們看不到中央政權的結構，從論述上，今天地方政府狀況，的確與開放改革以來的發展主義口號有關，從體制及實踐上，各種地方分權及財稅改革政策，中央其實無 法脫身，以至更根本的是，中國共產黨仍然以全權主義（totalism）方式領導社會，幾乎任何角落，以至基層，都看到黨的身影，但這一切，在中央／地方 分離的這套論述裡，都被轉移或壓抑了，讓國家政權得以脫罪。
探索「鄉土」，並不必然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工具，但是，卻潛藏著這種危險，應星 對鄉土派的評價，或鄉土派的回應反思，其實應針對這種危險而思考，例如 所謂「村庄社會關聯性」，它是一種鄉土特質，還是一種長時間的政治社會過程及結果？那些村庄的頭人，與黨政機關的關係又如何說起？它與官方意識形態及體制 轉換有沒有關係？
在 各種新的西方理論及研究湧進中國的時候，我們要一方面要對這些理論的脈絡弄清楚，明白它們與中國很不一樣，例如，許多強調微觀政治反抗的理論，其實是與六 十年代以來，傳統左翼討論及左翼政治走下坡有關，也與歐美重新思考解放政治有關，人們重新想像新的抗爭主體；當這些政治思考來到中國，碰上官方共產主義思 想破產之時，所謂反抗政治在中國又是甚麼？當代中國的反抗力量（潛力）又在哪？這其實是並不容易回答的問題。
另一方面，今天西方理論的移植，發生在後殖民處境，這種文化上的後殖民權力，又如何與中國政治扣連起來；論述「鄉土」以至日常生活邏輯的時候，是否又能展開更深層的意識形態批判？而不是再次讓國家政權脫罪？它與中國政治爭議的關係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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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妨又用blog來寫點學術筆記。
我記得戴錦華說過，中國政府之所以要查禁言論，其實是覺得言論很重要，對自己的政策及權威影響很大，有時這種想法是過慮，有時的確是實情；也許是這個原故，中國一直至今，知識份子的工作跟上層政治總是很難脫離關係。
前幾天看了一場小爭議，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應星撰文批評了一群「鄉土派」，包括吳毅、賀雪峰、仝志輝等等，他們主要在華中活動，以武漢為中心，這群「鄉土派」研究村民自治，走訪及研究了好幾百個鄉村的基層選舉。
應星以仝志輝的《選舉事件與村庄政治》為例，指出他（們）視基層選舉的村庄政治最重要的事件，並認為，從研究所謂「村民自治」，看到農民的政治參與 是 「關聯性參與」，即農民會跟從村裡某些政治頭人或集團分界而投票，而這些政治精英又具有不少動員能力，故此，村民自治往往並不成功；應星指出，由於他們先 驗地視選舉為重要事件，而他們 亦被選舉活動的精英競逐特性所支配，把村莊政治看成精英權力鬥爭，令他們看不到村莊政治其實涉及的，是各種具體治理問題，如農民稅費問題，幹部編制膨脹， 但又人浮於事，群幹關係緊張等等，在應星看來，農民並不是精英的木 偶，他們有反抗，有抵制，有委屈求存，也有陽奉陰違。
其實我也有看過這些華中鄉土派，他們的確以關心基層選舉為開始，正如他們自己說，他們的確關心村民自治，自1996-97年左右，吳毅等人甚至參與 「黃梅實驗」，該實驗由湖北省政府支持，在黃梅縣某村進行社會實驗，協助村民實行村民自治，參與基層選舉， 這亦是1998年《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正式頒佈的前夕。
先不說誰是誰非，官方的政策議程，的確成為這個學術群體的開端，連他們自已也承認；不過，他們在＜村治研究的路徑與主體＞中，有點不服氣，他們覺得，自己已開始轉向應星所說的「村庄治理」的問題，例如吳毅的《村治變遷中的權威與秩序》及賀雪峰的《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
故此，要思考的，其實是國家政治與學術的關係，學術研究的問題應否以官方的議程為本？若以此為本，又會產生甚麼問題？我們又如何跳出官方所界定的問題框架？
例如，現在大部份國內研究農村社會的作品，不論是經驗還是理論，多以一村為界，很少會討論更大的社會及政治問題，像Duara曾研究的現代國家政權 擴張及所 謂內卷化的問題，又或者是傳統左翼討論的國家及社會性質問題，可能部份因為政治原因，在國內的研究裡都沒有清晰回應或闡述，通常會變成與官方用語糾結在一 起：前者成為「機構臃腫 ／精簡」，後者又成為「小農社會」或「後發展國家」的討論。
近年多了一些西方名詞，如日常政治，或重提費孝通的鄉土中國，但是，卻很少把討論上升為基層政權與黨政體系之間的關係，例如，我們有許多基層農村的 研究， 但很少會問：黨國體制如何由上而下滲透、支配及動員基層農民？中國共產黨的（階級或政治）屬性是甚麼？它支配下的社會的構成是甚麼？農民階級的力量受到甚 麼支配及制肘？
以西方社會科學訓練為主的筆者，每次閱讀國內的文獻時，總會遇到許多困難，在各種國內慣用（多為官方用語）下要閱讀出研究者 的關懷，的確不是一件易事。例 如，「鄉村治理」這個概念，應星認為是較好作為研究對象及發問基礎，但到底談的是誰的「治理」？誰的「治理問題」？我卻永遠不容易搞得懂。
應星2006＜評村民自治研究的新方向－－以《選舉事件與村庄政治》為例＞《鄉村中國評論第一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吳毅、賀雪峰、羅興佐、董磊明、吳理財2006＜村治研究的路徑與主體－－兼答應星先生的批評＞ 《鄉村中國評論第一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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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期日下午，難得澳門這家台式咖啡店竟然還有不少位置，還有一個小廂房可以開會，面對四位年青建築師，討論澳門下環街街市的拆卸問題，思考如何改變澳門的歷 史保存方向以至規劃制度，沒有人覺得自己可以做許多事情，但倒令我覺得很有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味道，不是說十八世紀的歐洲沙龍咖啡店孕育出布爾喬亞式民主政治嗎？
好了，言歸正傳，要在香港同一時間找到幾位建築師一起 聊天，並不容易，在澳門竟然找到共同畢業於台灣成功大學建築系的，實在令我覺得很神奇，朋友阿東常說，在澳門找人一起幹點事很困難，我一直天真地以為，澳 門其實有很深厚的社會潛力未被發掘，用一點陳腔濫調來理解，就是社會資本。
香港遊客來澳，只會大讚歷史建築好看，有味道，卻不知道辛酸， 殖民時代葡萄牙人只保存自己的舊建築，十足種族歧視，固然已是不為外人察覺的舊故事，今天澳門特區政府以至傳統社團，也只在葡人留下來的教堂房子上，加上 唯一幢華人建築鄭家大屋，申報成世界文化遺產，便不理其他地方，大興土木，更是走馬看花的遊客不會留意的。
就以下環街為例，政府及街坊社 團（它們一直是本澳的統治聯盟）只守著阿婆井（一片以前葡人的小聚落）及鄭家大屋，其餘的街區環境便可拆便拆，所以，民政總署決意要拆毀這幢街市時，並沒 有太大的猶豫，即使附近有空地可建新街市，也要把這幢有五十多年歷史的華人建築師設計的現代建築拆去，蓋一幢多層街市大樓！
澳門有許多新古典建築，例如噴水池周遭的幾乎都是，但是，具有現代主義味道的卻不多，陳焜培設計的下環街街市是其中一個少數例子，記得有一次跟父親去下環街市買菜，也被它有趣的天窗及採光設計吸引，跟我家附近的紅街市有很不一樣的感覺。
當 然，一幢舊建築是否要拆卸，總是有爭議，可是，令人氣結的是，整個決策過程卻是非常不科學不民主；首先，有關居民意見的問卷調查結果，從來沒有正式公佈； 此外，街市大樓的構想，在香港有不少失敗例子，在澳門，也有營地街市這個本地失敗例子，何以又要把好好的一個舊街市拆去，換一個很可能失敗的大東西！而這 個將來的街市大廈，會有地下停車場，表面上是紓緩停車問題，但下環街狹窄的街道，如何吸引車輛進入？會否又是一個規劃上的災難？即使要建街市，現在興建臨 時街市的土地上，其實可以興建永久街市，何解要拆樓？
我討論到一半便要走了，很可惜，臨走時，感覺到大家似乎也沒有信心可以推翻民政總署的決定，因為現已招標準備拆卸了，大概四月便開工；可是，大家還是著眼於下環街長遠，以至澳門城區的發展，想出點綿力。
澳門的賭場興建速度，要比社會及政制民主化要快得多，至於許多細緻的規則及管理制度的確立，更是進展非常緩慢，拉大一點來看，這其實也是華人城市的症候群，特別是在這個曾為殖民地的城市，我們過去沒有主體，今天卻在尋找主體的路上仍然非常艱難。
身為一位不在澳門的澳門人，我其實不應說太多，不過，我還是對這群年青人有點信心，特別是這個初生的公共領域，希望，不只是我的一廂情願。
照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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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說，我罵樂施會及莊陳有時動了氣，其實可以以理服人。
我說，我到現時為止，也覺得自己罵得對，動氣動得合時又正確，只嫌自己罵得不夠準不夠狠不夠辣不夠毒，也不夠氣；生氣，不一定就是錯誤與無理，有時冷靜，也可以是非理性，憤怒，其實源於經驗與對別人經驗的體驗。
高舉「公共領域」的哈伯瑪斯，其中一個被批評的地方，就是只注重溝通理性的「不介入」（譯得不好，英文是disembodied）理性主體，壓抑了獨特的經驗與情感。
在這個處處講和諧的社會，動氣還真的要justified。
不過，還是多謝這位朋友的提點的。
對不起，觀乎樂施會的一言一行，我的「氣」恐怕還是收不回來的。
Photo source: The Eggpl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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