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舊照片,看到一張許久沒有聯絡的朋友的照片,照片中的她有點落寞,令人神傷,寄給她,倒不是想令她難過,只是為充斥著慣常符號與意義的生活,翻動一點無以名之的感覺。
希望不會又得罪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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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維在這本書中,強調新自由主義既有矛盾差異,亦有統一,因為新自由主義在各國的表現皆非一致,為了討論方便,他總結了四個共同點。
1. 金融自由化
2. 資本的自由流動
3. 華爾街-IMF-美國財政部的綜合體
4.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及貨幣主義(monetarist)經濟學的主導地位
這四個元素在每個地方皆有不同的組合與表現,亦有程度及形式的差別,而不同地區及國家,外在與內在因素之間的互動,才是了解新自由主義化的關鍵,因為,即使華爾街-IMF-美國財政部的金融力量很強,但是,如果沒有本地的因素的影響,也不足以推動新自由主義議程。
例 如,韓國在金融危機後,曾一度接受IMF的建議,但後來停止大部份新自由主義議程,因為國內的民主力量及階級力量皆阻止,故此,最近該國的WTO及FTA 談判,似乎不應只看到美國的壓力,也應看到韓國的政治變化,當執政政府能政治上壓得住反對力量,財閥又看到海外市場的利益,所以便要犠牲工人及農民了。
歐洲的瑞典亦是一例,新自由主義議程推動有限,仍然維持一個福利國家,但是,瑞典的新自由主義支持者繞過國內政治,努力讓瑞典加入歐共,以推動下一輪的新自由主義議程,哈維稱它為被嵌入的新自由主義(embedded neolibe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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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維在第三章中討論新自由主義國家,他要強調的是,當今資本主義國家做的,有時候與新自由主義理論相差很遠,甚至是相反的,因此政權需要不斷解決自身的矛盾。
1. 「營商環境」與國族主義
新 自由主義政策要求政府靠邊站,讓市場自己調節,政府至需保障財產權及社會穩定,以及維持「營商環境」便可以,但這個「營商環境」,以及打造這個環境的工作 偏偏就不是中立的,於是,它的合法性便出現問題,怎樣使公民對一個服務商賈的政府忠誠呢?英國的例子是國族主義,所以戴卓爾要打福克蘭群島戰爭,要拒絕加 入歐共體等。
2. 威權主義與自由
為了要推動大部份人不喜歡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特別在不少第三世界國家,政府便訴諸威權主義,鎮壓異己,打擊有組織的勞工,結果,人身與社會自由被犠牲;而且,國家退出社福,人民生活日益依賴大企業,個人的自由受到大企業的官僚架構所限制。
3. 金融業的規管與自由化
金融業要去規管,但過去的十年裡,連業界也發現金融業自由化導致國民經濟的混亂,而且,亦產生大量的醜聞,金融危機的出現,令人們又要求再規管。
4. 競爭與壟斷
新自由主義強調競爭,但各種鼓勵競爭的政策,卻造就了壟斷,例如,開放外國飲品公司進入國內,結果是國內的飲品市場被美國企業壟斷。
5. 自由與社會團結
新自由主義破壞階級及社區/社群團結,本各種反社會及反秩序的現象出現,所以,各種新形式的集體團結被動員起來,例如民粹主義政客,又或者是新保守主義的抬頭。
(79-80)
新自由主義強調國家政權要把干預降至最少,讓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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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利,軍事專制政府可以蠻幹,但在英美等具有民主制度的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則要打造共識了。
哈維指出,新自由主義的冒起,與戰 後二十多年間的社會運動氣氛有關,不管是法國的六八年學生運動,還是美國的反越戰及民權運動,都以爭取諸種自由,抵抗國家以及大企業,「自由」成為迷人的 浪漫想像,當時,雖然自由與社會公義並沒有產生極大矛盾,但左翼運動亦無法把自由與社會公義的內在張力解開及超越,結果,右派便乘機奪取了「自由」的詮釋 權(42-43)。
列根當政之前,美國右派已蘊釀了一股要動員起來的力量,對抗所有對自由企業敵視的人,後來的總統列根當然是最好的指揮 官,他的故事以及英國的戴卓爾如何推動新自由主義政策,包括前者利用道德大多數(moral majority)等教會力量,後者保育中產階級的個人-權威主義及英格蘭國族認同,這已不是新事,但哈維對事件的分析,值得我們注意。
第 一件關於紐約市,該市政府在七十年代中已面臨非常困難的財政赤字,背景是急速的去工業化及市郊化,尼克遜也不再願意給予聯邦政府的援助金,由 Citibank帶動的一群銀行家不願再以以往的條件借錢給市政府,他們組成新的融資機構,強迫市政府把稅收優先付給債券持有人,餘下的才要作基本開支, 結果,市政府只好大減社會開支,政府人員要凍薪及減薪,市政府人員工會的退休金要投資在債券,換言之,除非他們不再要加改善福利,否則,他們的退休金會泡 湯。
但是,資本家並沒有離開紐約,他們向市政府施壓,製造良好商業環境,以及各種稅務優惠,而亦在這個時候開支,紐約開始大賣其城市形象, 商家結合文化藝術機構與媒體,大力發展紐約的文化產業及旅遊業(這大概便是Sharon Zukin說的紐約市「象徵經濟」的來臨),整個城市開始更急速的縉紳化,更多的公私合營,市政府變得像個企業家,而不是一個社會民主管理機構(47)。
哈 維在分析英國的事件上似乎不夠聚焦;英國的戴卓爾要對付的是工會,但七十年代的工會已令當時的工黨政府焦頭爛額,因為英國政府財政已出現嚴重赤字,當時在 IMF的壓力下,她只有大滅社會開支,引起工會的反彈及大罷工;戴卓爾利用了七十年代中後期的危機而當政後,亦利用了人們對英國福利制度及工會不滿及不 安;在八十年代與全國國營企業工人進行了好幾年的大戰,隨著私有化進一步瓦解工人的團結力量,她的政策才較順利推行。
與紐約的例子相類比 的,是八十年代中後期,戴卓爾把餘下的市政社會主義(municipal socialism),當時的地方議會成為反對戴卓爾最大的阻力,包括著名的大倫敦議會,結果,跟美國很相似,戴卓爾大減對市政府的預算撥款,又立法禁止 地方政府及議會加物業稅,更取消了大倫敦議會,並曾推行人頭稅。
同時,戴卓爾在這個過程,匯聚了一群新興資產階級,例如Virgin Airline的Richard Branson,強化了倫敦的金融中心地位。
哈維想指出,雖然列根及戴卓爾退出政壇,後來甚至由民主黨及工黨上台,但整個支持新自由主義的聯盟,在列根與戴卓爾執政期間,已變成主流,以至克林頓以及貝理雅也無法跳出這個框框。
他在這一章結尾說:
「列 根與戴卓爾把握了他們掌握的一些線索(來自智利及紐約市),把他們自己安放在階級運動的前鋒,決心要恢復階級權力,他們的天才之處,是創造了一個傳統,把 後來的政客也綁在一個諸多限制的網羅中,他們無處可逃,像克林頓與貝理雅等追隨者,他們除了繼續新自由主義化的偉大工程,無計可施,也不管他們喜歡與否。」(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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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中,有人批評哈維是經濟還原論者(economic reductionist),也許是這個原因,哈維在這本新書中,並不完全把新自由主義放在宏觀資本主義結構中去考察,反而,他說了以下這番話:
「事後看來,自由主義的答案(甚麼條件才能讓強勁的資本積累恢復過來?)好像既無可避免,又最明顯不過,但我想說句公道話,在那時(七十年代),沒有人會真正知道或清楚明白,甚麼的答案才行得通,以及如何做,資本主義世界墮進新自由主義化,成為一個有力的答案,其實是繞了不少圈子,以及混亂的實驗,然後匯聚成為一個新的正統,變成九十年代為人所知的『華盛頓共識』。」(13)
所以,哈維似乎很接近博蘭尼對市場經濟及社會的分析,他認為,新自由主義化其實既是烏托邦式的籌劃,又是一個政治計謀,重建資本積累的條件,以及讓經濟精英重新掌權(19)。
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才明白,為何哈維會說,智利的九一一事件;事實上,他的分析頗為偏重政治及顧問組織,包括英美政府資助的政策研究中心,以及商界所搞的游說機構及基金會,它們如何利用經濟危機會改造國家政策,把接近理念的政客推上台,甚至可以迫使原來意識形態不同的政黨(例如美國的民主黨以及英國的工黨)支持新自由主義政策;此外,也需要從軍事武力上(通常針對第三世界國家)、政治上(針對工會)及意識形態上(針對大學及媒體)打擊反對者,才能締造新自由主義世界。
Harvey, Davi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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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的書讀得太少,只有惡補,哈維(David Harvey)的新書《新自由主義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直覺上認為值得一讀,雖然他老人家被女性主義者批評得有點狼狽。
書我只讀了一章半,第一章他談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出現,與美國政府及經濟的關係,他把新自由主義的出現,定在1973年的911,地點不在英國,不在 美國,卻在拉丁美洲;那一年,智利的民選總統阿連德,被美國支持的軍人推翻兼殺害,兩年後,便是惡名昭著的皮諾切特的專制統治。
皮諾切特當政,除了美國政府及IMF的借貸外,連帶著一群美國經濟顧問,主要是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的,這些芝加哥男孩是由美國政府於五十年代開始資 助培育的,那是冷戰反共的計劃之一(不知我們香港親愛的張五常教授是否也是受惠者?不過,他好像讀UCLA),這些新古典經濟學支持者建議智利政府,把所 有國營企業私有化,除了銅礦以外,那是唯一政府穩定的收入,用來還外債及供應 基本服務,而且,需要開放國內市場予美國跨國企業,國家財政以貨幣主義主導,控制通貨膨脹為主,必要時可以不管就業率。
結果,新自由主義的烏托邦在歐美還沒有「市場」時,便先在拉丁美來一個實驗,沒有軍事政權的威嚇與鎮壓,又如何可以不顧人民苦況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 沒有拉丁美洲的實驗,又如何再出口轉內銷把這套理論運回美國以及歐洲?
讀著讀著,哈維很有博蘭尼(Karl Polanyi)的味道,果然,這一章以博蘭尼對「市場經濟」(注意,不是「市場」〔markets〕啊!)的批判作結,很有味道。
這一章故事及情節頗豐富,也能在歷史事件的複雜性中,展現結構性的轉變,跟哈維以往較理論化的語言有點分別,值得一看。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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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市在莎辛的書中,屬她的「全球城市」重要例子,她甚至說,東京與紐約的歷史非常不同,但卻出現類近的空間及社會變化;然而,在懷特眼中,東京卻完全是另一個故事。
懷 特指出,東京是一個出口中心,但不是一個國際資本指揮中心,她沒有成為巴黎,甚至有人覺得她是醜小鴨;這個城市的製造業、建造業及零售業佔六成左右,金融 及生產者服務,要加上政府的經濟活動,才剛過三成,就以股票市場為例,自九十年代經濟泡沫爆破,東京的金融地位已被其他城市取代。
事實上,近年日本政府並沒有令東京的金融業很吸引,相反,由於各種限制,呈現萎縮;國家在經濟中具有主導地位,他舉出東京灣海傍計劃,原意是吸引國際商業,但是,經濟泡沫後,雖然許多投資了的企業想退出,但是,由於政府主導,該計劃仍要繼續。
東京與其他地區的確存在兩極化,但這種兩極化在六十年代與九十年代沒有多少變化,似乎不是由於過去二十至三十年的全球資本擴張所造成,事實上,東京市內也沒有像紐約一樣的大量移民社群。至於東京這種城市的社會關係及紋理如何,懷特沒有細緻討論研究,這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了。
懷特認為,東京在面對去工業化過程中,其經濟並沒有產生金融及服務業化,相反,東京變成一個有點像「第三意大利」(Third Italy)的生產區域,而且幅員很大,中心是公司總部,外圍五十公里是研究發展,再外圍的三百公里是各類科技含量較高的製造業(技術含量中度或較低的轉 移至其他國家)。
他指出,「公司」並不是完全獨立是各個地方的資本,它與國民經濟、政體與文化共生,大東京地區的彈性專業的製造業網絡,其實是由舊財閥的「交互融資企業集團」(Keiretsu)所演變而成,與紐約的血汗工場根本是兩個世界。
東 京的例子,似乎告訴我們,政府的產業及土地發展政策,的確有改造城市空間結構的能力,並不全由資本主導,去工業化 (deindustrialization)也非唯一出路,所以,不同的城市地區的去工業化路徑也不一樣,跟政府做或不做甚些事情有關,所造成的社會效果 亦不一樣。
例如,大台北地區的去工業化,大量勞動密集工廠移往大陸,並沒有完全導致金融及服務業膨脹,反而,冒現了一些跟新竹不一樣的資訊 科技產業,這當然跟台灣在電腦生產上的位置有關,甚至亦有一些文化工業的代工出現;至於香港,去工業化非常砌底,九十年代初已有人提出曼克頓化的危險,現 在幾乎成為事實,其他科技及資訊產業可以說是非常弱,一般人認為是政府撒手不管,讓工廠外移,但我想,更大的原因可能是政府的土地政策。
也許莎辛的理論對理解香港城市發展頗有用,不過,並不宜視此為政府以至公民社會可以撒手不管的理由,不宜誇大資本的神通廣大,香港的城市經濟政策,似乎仍然有可商議的地方。
White, James W. 1998. “Old Wine, Cracked Bottle? Tokyo, Paris, and the Global City Hypothesis.” Urban Affairs Review Vol 33, No. 4, 451-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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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辛的全球城市理論,建基在她的全球資本地理學,她指出,由於資本的擴張越廣,需要全球城市這些控制-指揮中心(control-command centre),她對資本的過份關注,引起一些學者的批評,這些批評,又帶引我們注視國家政權(state)對形塑城市的重要性。
懷 特(James W. White)指出,莎辛的理論犯了經濟還原主義(reductionism),把全球資本力量視作同質而巨大的力量,使全世界不少城市的發展或多或少推向 匯同(convergence),因而忽略了政治因素,特別是國家的角色,莎辛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她把紐約的經驗普遍化,沒有注意各民族國家以及地方政府 的角色。
就以莎辛所說的金融及專業服務業的聚集與增長,巴黎便呈現不一樣的狀況,巴黎市的La Defense位於巴黎西面,是新興的商業區,但主要不是由全球資本帶動而發展起來,而是由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龐比度(Georges Pompidou)推動,他的繼任人不單沒有繼續推動,還施以諸多限制,結果,巴黎的中心商業區並不沒有擴張。
這些限制,其實與巴黎市政府,以至法國政府的意識形態有關,如果說巴黎經歷著全球化,她的競爭及發展場所不在金融資本,而在文化,70年代以來各項大型工程,皆與文化有關,政府與民間獲取了共識,需要提升巴黎的文化與美學資產,所以,反而對其他發展採取限制。
當然,不是說法國或巴黎沒有全球城市的兩極化,但巴黎中心與周邊移民聚居的社區,可以說是兩個,但主要不是資本流動造成,反而是國家政策及規劃的結果,莎辛說的紐約兩極化,主要是較不受規範的新自由主義市場所造成,不見得每一個城市也如此。
簡單來說,法國的行政官僚扮演相當吃重的角色,形塑城市發展,懷特稱之為「被動員起來的集團主義」(mobilized corporatism),各級政府及公共機構一起抵抗某種或某些全球資本的力量,並參與建構巴黎與別不同的全球特性。
懷特的巴黎個案,似乎要提出政府的區域規劃及政策,可以改造城市的全球特性,資本並不是永遠佔主導位置。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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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寫論文,最近讀的也是悶書,不過,有些有助香港討論的,不妨拿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莎辛(Saskia Sassen)的《全球城市》(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and Tokyo, Second edition)可謂全球化的其中一本經典,雖然也不乏批評者的責難,但是,不妨在這篇文章中,先介紹一下她的研究,下一篇再介紹各種爭議。
莎辛在1984年左右便開始運用「全球城市」概念,1991年,該書出第一版,2001年的第二版,雖然理論架構大致相同,但補充及修改了不少內容;「全球城市」這個詞說的人多,但真正探討其意義也很少,香港也自命為全球城市,但究竟是甚麼?
2001年版中,莎辛點出了自己關心的四個主題。
第 一,對全球化的通俗想像裡,通常把全球化視為邁向一體化,人及物自由流動的整合平台,莎辛首先質疑這種想像的地理特質,她指出,全球生產及貿易網絡的確有 分散(dispersal)的趨勢,但是,我們不能不注意,同時有集中(concentration)的趨勢同時存在,即不少專業服務(例如企業的會計、 行銷、法律等)及金融趨向集中在全世界幾個大城市,甚至是這些大城市的中心,即她所討論的全球城市。
第二,全球城市是一種特別的生產場域,它們雖然經歷了去工業化,但卻從事生產特定的專業服務及金融工具,這些產品提供全球控制(global control)的能力,全球生產及貿易網絡趨分散,越需要更強的控制能力,亦需要更集中的全球城市。
第三,全球城市的經濟增長,與國家經濟可以是無關係的,甚至是相反的,那種想當然的「涓滴效應」並不一定成立,相反,全球城市間形成緊密的系統,共同成長。
第四,全球城市的發展,對內部社會結構造成進一步的兩極化(polarization),在勞動者方面,全球城市出現高級專業及行政人員,以及底層服務業勞工,他們多是外來移民;在經濟部門方面,是高利潤的專業服務部門,以及低利潤的非正規經濟部門。
我當然無法把她那本447頁的書,完完全全整理出來,但我想討論一下莎辛的全球城市模式對討論香港有甚麼意義,雖然這些是我的推想,並非莎辛的原意:
1. 城市競爭力很重要?
構成全球城市以至其體系,政府幾乎沒有角色,換言之,要成為全球城市,政府政策沒有甚麼能力,因為,全球城市的出現,是資本在全球擴張及重構的地理特性,故此,各國政府努力尋求城市競爭力,例如香港擔心會被上海取替,這似乎是徒勞,或作用很少的。
莎辛雖然也不否認城市之間有競爭,但全球城市的經濟增長其實也會互相促進的,資本會向某些全球城市連結網絡聚集。
2. 不平等與不平衡
與 其關心城市間的競爭問題,不如關心不平等及不平衡,存於全球城市內部的兩極化,以及全球城市與國家經濟之間,例如,香港早已出現曼克頓化,專業及金融服務 業的精英工資只會向上升,但邊緣勞工繼續增加,連中產階級亦開始「下流」,又例如,大上海的城市發展,漸漸脫離中國大陸內陸農村,甚至是中西部城市。
3. 產業空洞化,還是經濟非正規化?
既然全球城市轉變成新的生產場域,關鍵便不是產業空洞化,而是新的經濟結構及社會結構如何,莎辛指出,全球城市出現大規模非正規化勞工,以及低利潤的非正規化的經濟部門,例如,香港不少運輸及裝修工人的工作變得零散,開工亦不足。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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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傍晚放工,走過校園,看到黑壓壓的一大群學生,不錯,是黑,因為許多人也穿上看似很隆重的西服,原來是學生會的就職典禮,其實,就職典禮的橫額很早便掛在大學校門外。
接 著的第二天,還是再隔一天,我忘記了,是全民大會,同是學生會的大事,而且是體現學生民主自治權利,卻竟然是小貓三四只,跟就職典禮相反,在校園裡找不到 顯眼的宣傳;其實也不奇怪,除了幾年前反削資的熄燈大會搞得算是有點有聲有色外(還不敢走出校門示威呢!),有甚麼學生會的行動?
據說,現在有些搞學生的人,只想當領袖,但當領袖要幹點甚麼?似乎空空如也,除了那件黑色西服。
請原諒我的苛責,我只想到「浮誇」與「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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