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舊照片，看到一張許久沒有聯絡的朋友的照片，照片中的她有點落寞，令人神傷，寄給她，倒不是想令她難過，只是為充斥著慣常符號與意義的生活，翻動一點無以名之的感覺。
希望不會又得罪了朋友。 
 Viewed 1806 times by 344 viewers

continue reading.....

哈維在這本書中，強調新自由主義既有矛盾差異，亦有統一，因為新自由主義在各國的表現皆非一致，為了討論方便，他總結了四個共同點。
1. 金融自由化
2. 資本的自由流動
3.  華爾街－IMF－美國財政部的綜合體
4.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及貨幣主義（monetarist）經濟學的主導地位 
這四個元素在每個地方皆有不同的組合與表現，亦有程度及形式的差別，而不同地區及國家，外在與內在因素之間的互動，才是了解新自由主義化的關鍵，因為，即使華爾街－IMF－美國財政部的金融力量很強，但是，如果沒有本地的因素的影響，也不足以推動新自由主義議程。
例 如，韓國在金融危機後，曾一度接受IMF的建議，但後來停止大部份新自由主義議程，因為國內的民主力量及階級力量皆阻止，故此，最近該國的WTO及FTA 談判，似乎不應只看到美國的壓力，也應看到韓國的政治變化，當執政政府能政治上壓得住反對力量，財閥又看到海外市場的利益，所以便要犠牲工人及農民了。
歐洲的瑞典亦是一例，新自由主義議程推動有限，仍然維持一個福利國家，但是，瑞典的新自由主義支持者繞過國內政治，努力讓瑞典加入歐共，以推動下一輪的新自由主義議程，哈維稱它為被嵌入的新自由主義（embedded neoliberalism）。
 Viewed 3863 times by 587 viewers

continue reading.....

哈維在第三章中討論新自由主義國家，他要強調的是，當今資本主義國家做的，有時候與新自由主義理論相差很遠，甚至是相反的，因此政權需要不斷解決自身的矛盾。
1. 「營商環境」與國族主義
新 自由主義政策要求政府靠邊站，讓市場自己調節，政府至需保障財產權及社會穩定，以及維持「營商環境」便可以，但這個「營商環境」，以及打造這個環境的工作 偏偏就不是中立的，於是，它的合法性便出現問題，怎樣使公民對一個服務商賈的政府忠誠呢？英國的例子是國族主義，所以戴卓爾要打福克蘭群島戰爭，要拒絕加 入歐共體等。
2. 威權主義與自由
為了要推動大部份人不喜歡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特別在不少第三世界國家，政府便訴諸威權主義，鎮壓異己，打擊有組織的勞工，結果，人身與社會自由被犠牲；而且，國家退出社福，人民生活日益依賴大企業，個人的自由受到大企業的官僚架構所限制。
3. 金融業的規管與自由化
金融業要去規管，但過去的十年裡，連業界也發現金融業自由化導致國民經濟的混亂，而且，亦產生大量的醜聞，金融危機的出現，令人們又要求再規管。
4. 競爭與壟斷
新自由主義強調競爭，但各種鼓勵競爭的政策，卻造就了壟斷，例如，開放外國飲品公司進入國內，結果是國內的飲品市場被美國企業壟斷。
5. 自由與社會團結
新自由主義破壞階級及社區／社群團結，本各種反社會及反秩序的現象出現，所以，各種新形式的集體團結被動員起來，例如民粹主義政客，又或者是新保守主義的抬頭。
(79-80） 
新自由主義強調國家政權要把干預降至最少，讓但事
 Viewed 3707 times by 596 viewers

continue reading.....

在智利，軍事專制政府可以蠻幹，但在英美等具有民主制度的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則要打造共識了。
哈維指出，新自由主義的冒起，與戰 後二十多年間的社會運動氣氛有關，不管是法國的六八年學生運動，還是美國的反越戰及民權運動，都以爭取諸種自由，抵抗國家以及大企業，「自由」成為迷人的 浪漫想像，當時，雖然自由與社會公義並沒有產生極大矛盾，但左翼運動亦無法把自由與社會公義的內在張力解開及超越，結果，右派便乘機奪取了「自由」的詮釋 權（42-43）。
列根當政之前，美國右派已蘊釀了一股要動員起來的力量，對抗所有對自由企業敵視的人，後來的總統列根當然是最好的指揮 官，他的故事以及英國的戴卓爾如何推動新自由主義政策，包括前者利用道德大多數（moral majority）等教會力量，後者保育中產階級的個人－權威主義及英格蘭國族認同，這已不是新事，但哈維對事件的分析，值得我們注意。
第 一件關於紐約市，該市政府在七十年代中已面臨非常困難的財政赤字，背景是急速的去工業化及市郊化，尼克遜也不再願意給予聯邦政府的援助金，由 Citibank帶動的一群銀行家不願再以以往的條件借錢給市政府，他們組成新的融資機構，強迫市政府把稅收優先付給債券持有人，餘下的才要作基本開支， 結果，市政府只好大減社會開支，政府人員要凍薪及減薪，市政府人員工會的退休金要投資在債券，換言之，除非他們不再要加改善福利，否則，他們的退休金會泡 湯。
但是，資本家並沒有離開紐約，他們向市政府施壓，製造良好商業環境，以及各種稅務優惠，而亦在這個時候開支，紐約開始大賣其城市形象， 商家結合文化藝術機構與媒體，大力發展紐約的文化產業及旅遊業（這大概便是Sharon Zukin說的紐約市「象徵經濟」的來臨），整個城市開始更急速的縉紳化，更多的公私合營，市政府變得像個企業家，而不是一個社會民主管理機構（47）。
哈 維在分析英國的事件上似乎不夠聚焦；英國的戴卓爾要對付的是工會，但七十年代的工會已令當時的工黨政府焦頭爛額，因為英國政府財政已出現嚴重赤字，當時在 IMF的壓力下，她只有大滅社會開支，引起工會的反彈及大罷工；戴卓爾利用了七十年代中後期的危機而當政後，亦利用了人們對英國福利制度及工會不滿及不 安；在八十年代與全國國營企業工人進行了好幾年的大戰，隨著私有化進一步瓦解工人的團結力量，她的政策才較順利推行。
與紐約的例子相類比 的，是八十年代中後期，戴卓爾把餘下的市政社會主義（municipal socialism），當時的地方議會成為反對戴卓爾最大的阻力，包括著名的大倫敦議會，結果，跟美國很相似，戴卓爾大減對市政府的預算撥款，又立法禁止 地方政府及議會加物業稅，更取消了大倫敦議會，並曾推行人頭稅。
同時，戴卓爾在這個過程，匯聚了一群新興資產階級，例如Virgin Airline的Richard Branson，強化了倫敦的金融中心地位。
哈維想指出，雖然列根及戴卓爾退出政壇，後來甚至由民主黨及工黨上台，但整個支持新自由主義的聯盟，在列根與戴卓爾執政期間，已變成主流，以至克林頓以及貝理雅也無法跳出這個框框。
他在這一章結尾說：
「列 根與戴卓爾把握了他們掌握的一些線索（來自智利及紐約市），把他們自己安放在階級運動的前鋒，決心要恢復階級權力，他們的天才之處，是創造了一個傳統，把 後來的政客也綁在一個諸多限制的網羅中，他們無處可逃，像克林頓與貝理雅等追隨者，他們除了繼續新自由主義化的偉大工程，無計可施，也不管他們喜歡與否。」（63）
 Viewed 3906 times by 620 viewers

continue reading.....

記憶中，有人批評哈維是經濟還原論者（economic reductionist），也許是這個原因，哈維在這本新書中，並不完全把新自由主義放在宏觀資本主義結構中去考察，反而，他說了以下這番話：
「事後看來，自由主義的答案（甚麼條件才能讓強勁的資本積累恢復過來？）好像既無可避免，又最明顯不過，但我想說句公道話，在那時（七十年代），沒有人會真正知道或清楚明白，甚麼的答案才行得通，以及如何做，資本主義世界墮進新自由主義化，成為一個有力的答案，其實是繞了不少圈子，以及混亂的實驗，然後匯聚成為一個新的正統，變成九十年代為人所知的『華盛頓共識』。」（13）
所以，哈維似乎很接近博蘭尼對市場經濟及社會的分析，他認為，新自由主義化其實既是烏托邦式的籌劃，又是一個政治計謀，重建資本積累的條件，以及讓經濟精英重新掌權（19）。
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才明白，為何哈維會說，智利的九一一事件；事實上，他的分析頗為偏重政治及顧問組織，包括英美政府資助的政策研究中心，以及商界所搞的游說機構及基金會，它們如何利用經濟危機會改造國家政策，把接近理念的政客推上台，甚至可以迫使原來意識形態不同的政黨（例如美國的民主黨以及英國的工黨）支持新自由主義政策；此外，也需要從軍事武力上（通常針對第三世界國家）、政治上（針對工會）及意識形態上（針對大學及媒體）打擊反對者，才能締造新自由主義世界。
Harvey, Davi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P.
 Viewed 3716 times by 590 viewers

continue reading.....

新自由主義的書讀得太少，只有惡補，哈維（David Harvey）的新書《新自由主義簡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直覺上認為值得一讀，雖然他老人家被女性主義者批評得有點狼狽。
書我只讀了一章半，第一章他談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出現，與美國政府及經濟的關係，他把新自由主義的出現，定在1973年的911，地點不在英國，不在 美國，卻在拉丁美洲；那一年，智利的民選總統阿連德，被美國支持的軍人推翻兼殺害，兩年後，便是惡名昭著的皮諾切特的專制統治。
皮諾切特當政，除了美國政府及IMF的借貸外，連帶著一群美國經濟顧問，主要是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的，這些芝加哥男孩是由美國政府於五十年代開始資 助培育的，那是冷戰反共的計劃之一（不知我們香港親愛的張五常教授是否也是受惠者？不過，他好像讀UCLA），這些新古典經濟學支持者建議智利政府，把所 有國營企業私有化，除了銅礦以外，那是唯一政府穩定的收入，用來還外債及供應 基本服務，而且，需要開放國內市場予美國跨國企業，國家財政以貨幣主義主導，控制通貨膨脹為主，必要時可以不管就業率。
結果，新自由主義的烏托邦在歐美還沒有「市場」時，便先在拉丁美來一個實驗，沒有軍事政權的威嚇與鎮壓，又如何可以不顧人民苦況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 沒有拉丁美洲的實驗，又如何再出口轉內銷把這套理論運回美國以及歐洲？
讀著讀著，哈維很有博蘭尼（Karl Polanyi）的味道，果然，這一章以博蘭尼對「市場經濟」（注意，不是「市場」〔markets〕啊！）的批判作結，很有味道。
這一章故事及情節頗豐富，也能在歷史事件的複雜性中，展現結構性的轉變，跟哈維以往較理論化的語言有點分別，值得一看。
[待續]
 Viewed 2842 times by 475 viewers

continue reading.....

東京市在莎辛的書中，屬她的「全球城市」重要例子，她甚至說，東京與紐約的歷史非常不同，但卻出現類近的空間及社會變化；然而，在懷特眼中，東京卻完全是另一個故事。
懷 特指出，東京是一個出口中心，但不是一個國際資本指揮中心，她沒有成為巴黎，甚至有人覺得她是醜小鴨；這個城市的製造業、建造業及零售業佔六成左右，金融 及生產者服務，要加上政府的經濟活動，才剛過三成，就以股票市場為例，自九十年代經濟泡沫爆破，東京的金融地位已被其他城市取代。
事實上，近年日本政府並沒有令東京的金融業很吸引，相反，由於各種限制，呈現萎縮；國家在經濟中具有主導地位，他舉出東京灣海傍計劃，原意是吸引國際商業，但是，經濟泡沫後，雖然許多投資了的企業想退出，但是，由於政府主導，該計劃仍要繼續。
東京與其他地區的確存在兩極化，但這種兩極化在六十年代與九十年代沒有多少變化，似乎不是由於過去二十至三十年的全球資本擴張所造成，事實上，東京市內也沒有像紐約一樣的大量移民社群。至於東京這種城市的社會關係及紋理如何，懷特沒有細緻討論研究，這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了。
懷特認為，東京在面對去工業化過程中，其經濟並沒有產生金融及服務業化，相反，東京變成一個有點像「第三意大利」（Third Italy）的生產區域，而且幅員很大，中心是公司總部，外圍五十公里是研究發展，再外圍的三百公里是各類科技含量較高的製造業（技術含量中度或較低的轉 移至其他國家）。
他指出，「公司」並不是完全獨立是各個地方的資本，它與國民經濟、政體與文化共生，大東京地區的彈性專業的製造業網絡，其實是由舊財閥的「交互融資企業集團」（Keiretsu）所演變而成，與紐約的血汗工場根本是兩個世界。
東 京的例子，似乎告訴我們，政府的產業及土地發展政策，的確有改造城市空間結構的能力，並不全由資本主導，去工業化 （deindustrialization）也非唯一出路，所以，不同的城市地區的去工業化路徑也不一樣，跟政府做或不做甚些事情有關，所造成的社會效果 亦不一樣。
例如，大台北地區的去工業化，大量勞動密集工廠移往大陸，並沒有完全導致金融及服務業膨脹，反而，冒現了一些跟新竹不一樣的資訊 科技產業，這當然跟台灣在電腦生產上的位置有關，甚至亦有一些文化工業的代工出現；至於香港，去工業化非常砌底，九十年代初已有人提出曼克頓化的危險，現 在幾乎成為事實，其他科技及資訊產業可以說是非常弱，一般人認為是政府撒手不管，讓工廠外移，但我想，更大的原因可能是政府的土地政策。
也許莎辛的理論對理解香港城市發展頗有用，不過，並不宜視此為政府以至公民社會可以撒手不管的理由，不宜誇大資本的神通廣大，香港的城市經濟政策，似乎仍然有可商議的地方。
White, James W. 1998. “Old Wine, Cracked Bottle? Tokyo, Paris, and the Global City Hypothesis.” Urban Affairs Review Vol 33, No. 4, 451-477.
 Viewed 2271 times by 430 viewers

continue reading.....

莎辛的全球城市理論，建基在她的全球資本地理學，她指出，由於資本的擴張越廣，需要全球城市這些控制－指揮中心（control-command centre），她對資本的過份關注，引起一些學者的批評，這些批評，又帶引我們注視國家政權（state）對形塑城市的重要性。
懷 特（James W. White）指出，莎辛的理論犯了經濟還原主義（reductionism），把全球資本力量視作同質而巨大的力量，使全世界不少城市的發展或多或少推向 匯同（convergence），因而忽略了政治因素，特別是國家的角色，莎辛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她把紐約的經驗普遍化，沒有注意各民族國家以及地方政府 的角色。
就以莎辛所說的金融及專業服務業的聚集與增長，巴黎便呈現不一樣的狀況，巴黎市的La Defense位於巴黎西面，是新興的商業區，但主要不是由全球資本帶動而發展起來，而是由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龐比度（Georges Pompidou）推動，他的繼任人不單沒有繼續推動，還施以諸多限制，結果，巴黎的中心商業區並不沒有擴張。
這些限制，其實與巴黎市政府，以至法國政府的意識形態有關，如果說巴黎經歷著全球化，她的競爭及發展場所不在金融資本，而在文化，70年代以來各項大型工程，皆與文化有關，政府與民間獲取了共識，需要提升巴黎的文化與美學資產，所以，反而對其他發展採取限制。
當然，不是說法國或巴黎沒有全球城市的兩極化，但巴黎中心與周邊移民聚居的社區，可以說是兩個，但主要不是資本流動造成，反而是國家政策及規劃的結果，莎辛說的紐約兩極化，主要是較不受規範的新自由主義市場所造成，不見得每一個城市也如此。
簡單來說，法國的行政官僚扮演相當吃重的角色，形塑城市發展，懷特稱之為「被動員起來的集團主義」（mobilized corporatism），各級政府及公共機構一起抵抗某種或某些全球資本的力量，並參與建構巴黎與別不同的全球特性。
懷特的巴黎個案，似乎要提出政府的區域規劃及政策，可以改造城市的全球特性，資本並不是永遠佔主導位置。
〔待續〕
 Viewed 2301 times by 424 viewers

continue reading.....

為了寫論文，最近讀的也是悶書，不過，有些有助香港討論的，不妨拿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莎辛（Saskia Sassen）的《全球城市》（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and Tokyo, Second edition）可謂全球化的其中一本經典，雖然也不乏批評者的責難，但是，不妨在這篇文章中，先介紹一下她的研究，下一篇再介紹各種爭議。
莎辛在1984年左右便開始運用「全球城市」概念，1991年，該書出第一版，2001年的第二版，雖然理論架構大致相同，但補充及修改了不少內容；「全球城市」這個詞說的人多，但真正探討其意義也很少，香港也自命為全球城市，但究竟是甚麼？
2001年版中，莎辛點出了自己關心的四個主題。
第 一，對全球化的通俗想像裡，通常把全球化視為邁向一體化，人及物自由流動的整合平台，莎辛首先質疑這種想像的地理特質，她指出，全球生產及貿易網絡的確有 分散（dispersal）的趨勢，但是，我們不能不注意，同時有集中（concentration）的趨勢同時存在，即不少專業服務（例如企業的會計、 行銷、法律等）及金融趨向集中在全世界幾個大城市，甚至是這些大城市的中心，即她所討論的全球城市。
第二，全球城市是一種特別的生產場域，它們雖然經歷了去工業化，但卻從事生產特定的專業服務及金融工具，這些產品提供全球控制（global control）的能力，全球生產及貿易網絡趨分散，越需要更強的控制能力，亦需要更集中的全球城市。
第三，全球城市的經濟增長，與國家經濟可以是無關係的，甚至是相反的，那種想當然的「涓滴效應」並不一定成立，相反，全球城市間形成緊密的系統，共同成長。
第四，全球城市的發展，對內部社會結構造成進一步的兩極化（polarization），在勞動者方面，全球城市出現高級專業及行政人員，以及底層服務業勞工，他們多是外來移民；在經濟部門方面，是高利潤的專業服務部門，以及低利潤的非正規經濟部門。
我當然無法把她那本447頁的書，完完全全整理出來，但我想討論一下莎辛的全球城市模式對討論香港有甚麼意義，雖然這些是我的推想，並非莎辛的原意：
1. 城市競爭力很重要？
構成全球城市以至其體系，政府幾乎沒有角色，換言之，要成為全球城市，政府政策沒有甚麼能力，因為，全球城市的出現，是資本在全球擴張及重構的地理特性，故此，各國政府努力尋求城市競爭力，例如香港擔心會被上海取替，這似乎是徒勞，或作用很少的。
莎辛雖然也不否認城市之間有競爭，但全球城市的經濟增長其實也會互相促進的，資本會向某些全球城市連結網絡聚集。
2. 不平等與不平衡
與 其關心城市間的競爭問題，不如關心不平等及不平衡，存於全球城市內部的兩極化，以及全球城市與國家經濟之間，例如，香港早已出現曼克頓化，專業及金融服務 業的精英工資只會向上升，但邊緣勞工繼續增加，連中產階級亦開始「下流」，又例如，大上海的城市發展，漸漸脫離中國大陸內陸農村，甚至是中西部城市。
3. 產業空洞化，還是經濟非正規化？
既然全球城市轉變成新的生產場域，關鍵便不是產業空洞化，而是新的經濟結構及社會結構如何，莎辛指出，全球城市出現大規模非正規化勞工，以及低利潤的非正規化的經濟部門，例如，香港不少運輸及裝修工人的工作變得零散，開工亦不足。
〔待續〕
 Viewed 2332 times by 417 viewers

continue reading.....

某天傍晚放工，走過校園，看到黑壓壓的一大群學生，不錯，是黑，因為許多人也穿上看似很隆重的西服，原來是學生會的就職典禮，其實，就職典禮的橫額很早便掛在大學校門外。
接 著的第二天，還是再隔一天，我忘記了，是全民大會，同是學生會的大事，而且是體現學生民主自治權利，卻竟然是小貓三四只，跟就職典禮相反，在校園裡找不到 顯眼的宣傳；其實也不奇怪，除了幾年前反削資的熄燈大會搞得算是有點有聲有色外（還不敢走出校門示威呢！），有甚麼學生會的行動？
據說，現在有些搞學生的人，只想當領袖，但當領袖要幹點甚麼？似乎空空如也，除了那件黑色西服。
請原諒我的苛責，我只想到「浮誇」與「無能」。
 Viewed 2027 times by 336 viewers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