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南韓旅程，令我有點不是味兒的，是再次領教韓國社運團體的內向。
我碰過的韓國人其實很熱情，也許認識的多是activist，有一種身份認同的連繫，會跟你攬頭攬頸，飲酒作樂，但到了組織層次，又是另一回事。
韓國在反獨裁過程中，在民主化的過程中，經營出多個強大的社運組織，當然在政治上的影響力還有限，不過，卻在東亞區是沒有別的國家能相比，我自己稍有認識的KCTU（韓國民主勞總）、KFEM（韓國環保運動聯合會）及PSPD（人民民主連帶）等，都是頂瓜瓜的巨型社運組織。
這些組織都是傳統社運團體，規模大，層級化，會員較固定，動員對象以團體內部為主，而且亦非常本地化。
任何組織都有其局限，這些社運團體的問題大概很多，我觀察到的有兩個問題：
1. 如何擴展至政治鬥爭，例如KCTU靠近民主勞動黨，但是，卻阻止不了民族主義奪取黨的領導權；KFEM多年來也無法發展出環保及綠色政黨，在政府層面無法有較的影響力（李相憲的分析）；
2. 會員制度是這些團體的強處，亦是他們的弱處，當會員的社會基礎動搖，無法向更廣大的公眾吸納及動員，事實上，隨著工業轉型，傳統產業工人減少，工會人員亦相應減少中，對勞工運動帶來嚴重挑戰。
這本來沒有很大問題，社運組織不一定能長存，新形勢，可以有新團體，韓國是否有新組織新動員方式，回應新形勢，我不敢妄下判語，但以網絡連結及動員的媒體行動主義團體，我的評價卻不高。
曾作短暫探訪的Chamsaesang與Cultural Media Action，前者是社運份子共同出資辦起來的網站，後者則是各個在社運團體工作的年青人組成，從事媒體與社會運動的連結，自稱媒體行動主義者（media activist）；但是，它們都沒有把握新媒體的參與特性，韓國成功的公民新聞實踐（citizen journalism），只拱手讓予中間偏右的Ohmynews商業模式，仍然停留在單向及層級式的編輯出版流程，或同人雜誌的運作，其實跟還沒有互聯網年代的社運刊物沒有兩樣；去年APEC期間，一齣在網上引起哄動的的反全球化短片，輕鬆抵死，在網上大量流通，可是，我接觸過的不少媒體行動者卻嗤之以鼻。
我不妨作一大膽的懷疑，在新資本主義逐漸瓦解社會力量的大潮下，韓國的社會運動團體無法以有效的網絡，接觸及動員更分散而廣大的公眾。
以上的懷疑，還很粗疏，但自己作為亞洲地區的獨立媒體工作者，跟這些團體談合作，互相認識，實在比想像中要困難，甚麼事也是經組織決定，所有提議皆石沉大海，這不盡是語言問題，而是韓國社運組織本身的內向，缺乏網絡彈性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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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bo說我對韓國發展很正面，其實說不上，也許是我這位外國人有太多一廂情願。
要說看到的隱憂，不是沒有，只是說不清楚而矣，其中較令我深刻可是民族主義。
某天路過美國領事館，就在景福宮不遠處，旁邊是文化及旅遊部，領事館門外簡直就是重兵駐紥，韓國警察的大型囚車大概有六七部，還有荷槍實彈的警察，防暴警察， 轉個彎竟然還有更多囚車，連裝甲車也有一部，看到此情此景，我的反美細胞也被激活起來，韓國人的民族情緒可想而知，自己國家的軍隊警察，要保衛這個流氓橫蠻的外國政府。
事實上，韓國的民族主義，最能動員人心，左中右不分階級也能起來，幾年前看朴贊郁的《JSA》，想起我的韓國朋友，連我也有點感動；上星期三全國大遊行示威，也要以韓美自由貿易協定（FTA）談判為主軸，勞工議題緊接，加上地產泡沫及教育問題似乎成為輔了；同時，大家也把矛頭指向盧武鉉，不少人估計，他及他的新千年民主黨大概必然下台。
民族主義在韓國的意義，今天顯得更複雜，我第一次認識韓國的左翼社運人士，是在台灣一些交流活動中，他們遇上不想統一的台灣，總是大惑不解，甚至出言批評，他們認為，只因美國的霸權才導致南北韓分裂，以及台海兩岸分裂；今天，我一些韓國朋友認為，民族主義及統一，也成為資產階級的策略，他多了戒心，事實上，韓國的資本亦開始往北韓投資；可是，民族主義仍然是重要意識形態，大家投入反美，反FTA，卻對不斷進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效應，大大忽略。
我不知道，新一代對民族主義的號召有多少呼應，不過，民族主義曾是韓國人的社會運動動力，今天，它的政治效果，左中右的走向，似乎更顯得變幻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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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後在首爾重遇李相憲，他變了總經理。
相憲是八十年代韓國學生運動的一代，比我年長一點，他投過汽油彈，跟警察打過，韓國民主化後，他出國讀過幾年書，回來又從事環保運動，並進入首爾大學攻讀博士，研究水質及河流，參與首爾市郊農村的環保運動；畢業後找不到工作，在一家連支付員工薪水也有問題的綠色團體做過一陣子，我就是在那個年頭認識他的。
五年多前，他拿了博士學位，到處找教席，很傍徨，有點落泊，結婚後因為太窮，夫妻二人只能住在父母親家裡。後來終於給他找到了，教了兩年書又離開，大概這人始終是實踐家，無法待在大學裡，剛好是盧武鉉當選，這個走中間路線的內閣，吸納大量社會運動人士，相憲便成為其中一個總統的諮詢委員會成員，專門負責能源政策。
他不斷向總統遊說，要求停止核電廠計劃，可惜無法成功，他有點意興闌珊，剛巧他有一位朋友，在政府資助的環保科技公司工作，當總經理，他便招募他進去當管理層，可是，當他進去不久，朋友便跑去當盧武鉉的環境部長，於是，他便晉升為總經理，最近有錢在首爾市郊買房子了。
兩次碰面，有很大差別，很高興看到他的事業有所發展；不過，他的經歷讓我想到一點事情。韓國的政治活躍份子，在過去十多年有相當多的機會，街頭示威不是唯一途徑，對於日漸年長的社運人士來說，如何把進步的想法帶到社會其他位置，以至政府決策，可能是更重要，而且，也可以讓社運組織年青化，不會待在組織裡成為「老人」或「老鬼」；而韓國的民主化及政府權力地方化，的確帶來各種機會；相對來說，在香港這種殖民後殖民社會裡，這類機會便較少。
相憲的激進政治生涯沒有完結，當總經理絕對不是他人生目標，他現在跟朋友籌組草根綠色政黨，要結合草根綠色運動團體，形成政治力量，大概明年會成立，且看下次大選他們是否能造成影響。
這次旅程遇上聖公會大學教授曹喜公，是九十年代韓國市民運動的創始人，是大哥大級的人物，他說，韓國資本家在國家的支持下成功打造了經濟，經歷了金融風暴，資本變得更強而不是弱，現在反過來要改造韓國社會與政治，這就是近年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歷程；不過，我想，韓國政治及社會活躍份子也在改造著韓國社會與政治。
雖然人們對街頭運動的熱情不及當年，但韓國的現代性，不只是發展主義下的所謂四小龍變身，不是資本家的天堂，它具有極大的進步力量，一點一滴改造著一切，一種反身兼反思，細緻又審議（deliberative）的現代性，挫折難免，但希望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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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十時半左右，到了首爾地鐵的龍山站，約了Grace去買東西，這個站不在地底，除了有蓋之外，四面有空氣跑進來，十一月的首爾天氣有點涼，大概十度左右，我覺得有點寒意，在月台買了一杯六百韓圜的咖啡，有種幸福的感覺。
不錯，韓國的地鐵是容許飲食的，但車廂或月台仍然整潔，首爾人守規矩固然重要，但難得管理當局如此包容，信任市民，香港自詡現代城市，但政府與各公共機構對人總是不信任，想盡辦法管到最盡。
韓國地鐵很複雜，雖然也有對旅客（甚至可能是本地居民）不友善的地方，特別是車站名稱對外國人來說實在太相似，懂漢字的人會好一點，但是，不管如何，我總覺首爾地鐵可愛。
站與站距離很小，地鐵站總有一個在就近，最令我讚賞的是站內有廁所，實在體貼，小吃及飲料售賣機，讓上下班族有需要時充飢，車廂座位上有行李架，放行李的人不多，卻有另外用途，乘客看完免費報紙便於在架上，其他人可自由取閱。
最有趣的是，每個站內的裝璜也不一樣，有些陳舊，有些新穎，也許由於首爾地鐵是由鐵路系統慢慢變出來，有些站根本就像火車站一樣。
像龍山站那樣，便有好幾個平台，乘客可以互相看到對方；這天早上，本來約了Grace，但卻不知是哪一個月台，卻幸好看到兩條鐵路路軌外在月台的她，穿上厚厚的寒衣，很有趣，我於是匆匆走上前… …
我喜歡首爾地鐵，雖然它的車站及車廂不及香港的整潔，它的車站不及台北的開揚，但它有一種很平民的感覺，實而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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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晚回澳門老家，出了海關，不用等到星期六，星期五晚的澳門到處也是遊客，在碼頭的巴士站等了不到十分鐘，便有巴士到來，幾個站後，一名女子上車，向司機大吐苦水：「我等了四十五分鐘！我差點要打電話到巴士公司投訴了。」
「好啊！你打電話投訴吧！不過，沒有用的，根本沒有車，沒有司機啊！你看！我原本下了班，公司要我多開一個班次才有車呢！」司機說。
據說，沒有人願意當巴士司機，找工作的都去賭場了。
母親說，不要說巴士司機，再這樣下去，澳門連醫生也沒有人願意當，中三畢業進賭場便一萬多元薪水，讀醫科要多少年啊！畢業後進鏡湖醫院，也是萬多元。
錢，不是萬能，許多東西也買不到，例如，正常的自來水，喝著澳門的鹹水，父親說：「牛雜河九元一碗，上個月十元，今個月十一元半。」老闆說，人工加了，幾大香港地產代理公司來澳，大炒房地產，租金加了，開店的不加價不行啊！
以上情況只適用於生意還能撐下去的，不少小店舖因為租金太貴，已結業。
星期六晚回澳，七時半，在高士德馬路的行人道等巴士，店舖也開始關門，卻人山人海等巴士，每一輛巴士也擠滿了人，大部份也無法停站了，路面的車輛不多，的士更少，路人說，的士都跑到賭場與酒店去了，怎會留在「市區」？小時候在澳門，從來沒有「市區」概念，只有「澳門街」，現在「市區」成為本地人聚集的地方，「市區」的對立面不是「郊區」，是賭場。
好不容易來到碼頭，從海關出來的人很多，進海關回港的人也很多，沒有一刻寧靜的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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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子強最近寫給港大同學的公開信，可能是他老人家近十年來最有意義的文章，讓我想起當年在校園見過的滿面鬍子的學生會會長，以及他的鴻文＜批判不是虛無＞。
我沒有蔡公的浪漫，學聯與學運那道永遠沒有接通的橋樑和鐵路，我不敢奢望，都畢業了十幾年，如今又在大學教書，學生是怎樣，校園是怎樣，有沒有學運，我大概心裡有數；不過，蔡公所說的「大處」，的確值得我們想想。
蔡子強談六四，我談後六四，我想，社運資源中心就是後六四產物；八九民運，人人心中一把火，曾聚在一起的人各散東西，舉過拳頭，看過甚麼是「人民」，見證過蘇聯東歐巨變，唸過幾本書，許多人想著，社會力量才是香港及中國的希望，有人「落」基層，有人相信民間，社會運動資源中心是這樣搞出來的，粗疏但直率，有著九十年代初的味道；現在有人說，學聯被「政治勢力干預」，依我看來，學聯以及社運資源中心，本來就是要成為一種進步的政治力量，而不是裝扮成中立的團體。
理想與現實，總有很大很大距離，學聯搞成怎樣，我很久以前就不太在意；社運資源中心搞成怎樣，我有同意的，也有不認同的，也有不同意見，雖然我很少說出來；削資三成是合理不合理，我也沒興趣討論；不過，我真的看不慣，有人要把「社會運動」退化成學聯撥款支持的「活動」，就好像「迎新活動」，或者甚至如「租金」、「行政開支」、「水電費」一樣的東西。
今天香港是否需要社會運動？「社會運動」所為何事？學生運動與它何干？究竟現在「社運資源中心」是否推動社會運動？通通沒有人討論這些「大處」！卻變成「財政混亂」。
港大同學是否要支持學生會退出學聯，我不想給予任何建議，我只是想說，學生運動也好，社會運動也好，不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財政混亂，管理不當，入不敷支，利潤下降，然後大手沽售？是否退出，我不在意，我在意的是，學生在選票上寫下支持或反對時，有沒有人能顯出社會實踐者的視野，來審核學聯與社運資源中心，而不是相信甚麼會計師公會認可的核數師報告，或者視之為一項可沽可買的股票投資。
如果有社會實踐者的視野，就讓學聯或社運資源中心關門大吉也沒有問題！因為我們知道，明天會有新的一頁。
我雖不及蔡子強老，但也算老了，卻絕非某些人口中的「老鬼」，已絕跡學生組織十多載，但我亦不妨學學蔡子強，自報家門：1991年中文大學學生會社會幹事，九十年代中當過社運資源中心的管理委員會委員，立此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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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互聯網興起，社會經常泛起各種有理或無理的恐懼症，跟互聯網相關的東西，總帶著各式各樣的罪名。
最近從陳家傑的一篇文章中，看到一個新詞，一個新罪名－－「公民記者文化」，據陳說，是指香港傳媒利用網上各種消息資訊，製造新聞；不過，這個稱謂並不妥當，因為，這種新聞徹頭徹尾是香港媒體企業的產物，與甚麼「公民記者」無關。
事實上，陳家傑所引的例子涉及的網民，皆並不認同自己是「公民記者」，例如，我從來沒有看到放短片到Youtube的香港網民，自稱是「公民記者」（有的話，請告訴我），討論區或甚至寫博客的香港人，也少以此為身份，生硬地冠以他們為「公民記者」，對他們不公，對部份認同自己是「公民記者」的朋友亦不公。
「公民記者」不是新詞，在外國有人使用，Dan Gillmor在他的書We the Media中，討論過及介紹不少例子，但都具體有所指，並非所有網民；在香港，以「公民記者」自許的人，少之又少，事實上，「公民記者」的概念，需要具體界定討論，不宜隨意把網上的活動通通算進來，這裡用三個例子：
1. 最經典的例子是韓國的Ohmynews，有韓文、日文及英文版， Ohmynews現已成為成功的商業模式，但它可能是第一家機構提出「公民記者」的想法，並大規模地付諸實行，更招攬了數以萬計的「公民記者」，跟不少主流大報平起平坐；而我自己也是Ohmynews國際版的「公民記者」；
2. 香港一些獨立媒體，如「網政21」或「香港人民廣播電台」曾用「公民記者」或「人民記者」，報導七一遊行或WTO會議的抗議；
3. 　獨立媒體（香港）亦曾嘗試推動，所以有「民間記者」及「民間記者（國際）」專欄，也搞過一些工作坊。
近年香港媒體，特別是報章，大量引用媒體上的資料及意見，主要是傳統媒體對新媒體及媒體科技的回應及運用，是好是壞，不能一概而論。至於一些資料沒有查證，又或者是過份主觀，缺乏事實根據，以及合理的推論，責任主要在挪用別人資訊意見的報章，而不應是網民，因為，正如剛才所說，大部份網民並不自視為記者，也不自視為新聞媒體工作，例如，不少寫博客的人只想寫寫日記，紓發感情，與友人分享，又怎可怪責他們呢？
至於由「公民記者」或者其他互聯網科技所推動的個人化媒體，多是Web 2.0所開創的可能性，新媒體對資訊的質量及生產過程的要求該如何，的確是一個又新又複雜的議題，這裡先不詳論，但是，至少應該要把新興事物的性質弄清楚，才作議論，不應隨意複製一種又一種的互聯網恐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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