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提醒我，十年回歸了。其實不用她提醒，於我而言，每年為「香港文化」之類的課程備課，總要回顧一下那個年頭的光景。每次回首，常有一種陌生的感覺。

九七年前，不管藝術中心還是無線電視，不管是名流紳士還是市井之徒，滿懷追尋香港身世的情緒，傷春悲秋，歇斯底里，亂衝亂撞，城裡任何有點殖民味道的東西，一掃而空。有人家中至今還存有前朝硬幣或女皇郵票，放在那本越來越少用的BNO護照旁，它們皆炒賣過度，以至回歸後的一段日子，跟股市一樣，一落千丈，不堪回首。

香港紙醉金迷，物慾泛濫，想像貧乏，追尋身世，少不免鑽進銅臭，各式舊物變得奇貨可居。回歸前的身份認同路徑，儘管紛雜，亦早由李碧華八十年代的《胭脂扣》一書道破，終究是戀物，故人已去，世道幻變，昨日不可留也。

董氏一朝與曾氏新政，人面全非，卻有一共通點，皆想以大發展，大藍圖，開著推土機，剷走昨日，走向未來。前者焦頭爛額，走進歷史的垃圾堆，後者以務實及前朝官僚姿態，企圖再幹一番事業。不過，他們同樣碰上難纏的「過去」。

回歸前的「過去」，只能寄託在市場上流通的懷舊之物品，如今的「過去」，卻纏糾在僅餘的城市地標或地景。去年保衛天星一役，是一種新身份的總爆發。天星後，緊接著是皇后碼頭，再來會是灣仔街市或中區警署，聰明的生意人可以把它們變成商品，但它們卻不盡是商品，更像是在廢墟中的遺蹟。政府說它們是「集體回憶」也好，民間說是「歷史保育」也好，皆掩蓋了一個政治經濟現實－－它們成為強勢集團眼中的刺，阻礙著特區政府、地產商與建築工程集團所推動的新香港。

走進地盤的年青人，要的不是懷舊，懷舊大概可以去摩囉街。他們不是戀物，而是憎恨著曾蔭權的新海傍，以及海傍上的IFC，或未來的摩地大廈。所以，他們不喜歡1966年沒有考上大學的曾蔭權，他向港英遞交了求職表格，今天的保育人士卻結交上曜樂法師，因為他就是1966年在天星碼頭絕食的蘇守忠。

昨日不可留，今日與明日又如何呢？五十年不變？也許，不少香港人終究要變了，在重重「繁榮安定」的大話中，在回歸後顛簸的路途上，還是要變了。好一段日子裡，人們曾擔心香港的身份認同被祖國所消滅或改變，但是，我們要面對的威脅，與其說自北京，不如說來自香港的統治階層，來自那過從來沒有經過本土運動洗禮而順利過渡的統治機器。

天星被拆之後，一輪的政治公關把戲，政府與立法局裡的不少議員，又再要拔走皇后碼頭了，想戀物也無從戀起，人們只能走進歷史的想像與意識，在城市的爭奪戰中找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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