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是我畫的，但構圖意念是抄襲的，原來是波蘭畫家Jozef Bendziecha之作，我臨摹之餘，加上了特區區旗，塗上少許顏色，為回歸十年贈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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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突然在電腦找到這篇舊文，是2005年七一前出版的。
回應這幾篇訪問前，先談一些香港以外的事。
好幾年前，第一次從南韓朋友得知，韓國社運界已大量使用「公民運動」這個詞，從而才有較清晰的理解，這些朋友都來自著名的PSPD（People’s Solidarity for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http://www.peoplepower21.org/），是�…
韓國過去有反獨裁政府的民主運動，特別是學生運動，也有激進及強大的工人及工會運動，但九十年代以後，不少人開始離開原有的民主運動及工人運動，另謀出路，他們有別於傳統政治自由主義，以及傳統左翼社會主義，並以較廣泛的公民權利為核心，提出經濟及社會改革；最著名的運動就是小股東運動（shareholder activism），在金融危機時，他們集結小股東的力量，挑戰韓國財閥，進入大企業的董事會，阻止傷害工人的瘦身計劃，並揭發企業管治及政商關係的黑暗。
雖然香港跟南韓不一樣，但如果要我用一個詞來形容香港的現況，特別是2003年「七一大遊行」，我仍會傾向用「公民運動」。
公民運動不是新鮮事
其實它不是新鮮事，正如胡露茜說，「七一」不是一個轉捩點，而是一個連結點；而我會補充另一個說法，它是公民作為行動者（actor）力量的一次視覺展現，是一個政治奇景，這正呼應了張超雄說的「不可思議」。
「公民」這個概念在香港由來已久，殖民者早就教曉我們這個詞，但「公民」在香港，往往連繫上政府版本的「公民責任」，要市民遵從殖民管治的框框，在殖民者眼中，「公民」只是「順民」代名詞。
我這裡強調作為行動者的公民，正是要突出公民需要突破殖民及後殖民的奴化束縛，追尋實踐自治城市生活的可能。
每位公民都是行動者，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到處皆是，只是他們力量分散，有時是微小而不易察見的反抗，有時僅僅是一些異議的噪動，分散而流動；香港自七十年代末以來，由一個殖民地及工業城市，漸漸化身成管理主義鋪天蓋地的地方，社會行動越來越難以反殖反資的運動現身；但是，即使「繁榮穩定」壓倒一切，人民的行動力量沒有消失，那裡有壓迫，那裡有解放，他們只是持續地與各種管理體制周旋，例如學校、政府房屋部門、大企業管理層等等。在類似反廿三條這樣特殊的歷史時空之下，他們才會在媒體的鏡頭中以奇景的方式亮相，行動者的力量，在澎湃汹湧的諷刺歌曲、動漫畫、標語等體現出來。
如果從這個角度看，古思堯提及的「小眾化」，或梁國雄提及的「激進主義」，其實並不特殊；它的訴求與行動，缺乏廣泛市民支持，並不代表社會一潭死水，只是各類行動者力量缺乏連結；而所謂「小眾化」，只是某些行動者在媒體捕捉下，變成個別異類，事實上，在社會不同角落裡，許多行動方式不是那麼顯見或所謂「激進」的，則在公眾視野裡不易察覺。
「七一」所帶來啟示，當然不只是人民力量的勝利，它其實引發我們去問，公民運動該以怎樣方式集結？可以往哪些方向前進？
故此，我們可以從這兩個問題出發，去理解為何七一之後，社運團體間有關於「民陣」去留的爭議會出現；政治的奇景，不易年年維持，2004年的人數下降，已是端倪。更重要的是，公民行動的力量，除了每年的七月一日外，是否有進一步的連結方式？本是分散的群體，如何成為聯合陣線？
運動與媒體
2004年的七一前後，出現了名嘴封咪及商台事件，香港媒體成為關注焦點；媒體一方面在九十年代的政治角色日重，但另一方面，亦變得更政治化，捲入社會政治爭議。
杜耀明指出，媒體力量在社運動員中力量龐大，但對主流意識形態缺乏批判力，而商台事件後，更令市民感到，公民社會參與主流媒體運作的空間很少，而香港的媒體市場，特別是廣播事業，其壟斷程度更幾乎冠絕全球。
媒體成為香港公民運動的重要力量支柱，但是，它卻又跟公民社會越走越遠，政府的媒體政策，以及媒體的市場結構，不容公民社會參與，有勢力人士更設法滲透控制，這正是具有政治特性的網上媒體興起（例如「香港人民廣播電台」及「網政廿一」）的原因。
新的社會運動，往往需要新的媒體，例如宗教改革，有書籍印刷媒體（聖經等書籍的大量印行）；西歐的民主革命，與報業的興起密切相關；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也與流行音樂及電影結合起來；近年的反全球化運動，也有遍佈全球的「獨立媒體中心」（Independent Media Centre）；今天香港的公民運動，需要怎樣的新媒體呢？
新媒體，代表著一種新的溝通及集結方式，新的公共領域，以及新的抗爭主體、空間及方式；公民運動觸動的，已非狹義的公民權利，市民生活的空間，正如盧偉明所說，受管理體制與科層組織高度支配及切割，令我們顯得無力，香港自詡的形式「自由」更是空洞無物，社會處處隱伏著矛盾與衝突，公民反抗除了在政治奇景式的展示外，日常都在不同的角落中發生。
行動者與革命主體
故此，我們不必乞求任何已褪色的革命主體（不管是工人階級還是學生），不用沉緬於革命神話，我們需要的，是重新審視各個群體在怎樣一種新的社會角落裡被支配，以及掙扎求存，思考實踐的可能。
馬嶽對香港學運的歷史回顧雖然簡單，但是，卻點出了制度環境的變遷：香港大學生失去了文化菁英的位置的同時，其實被置放在越來越多的教育及家庭規訓，受著各式各樣的管理與管治；所以，有人哀嘆學運的火紅時代已過，當代學生沒有理想，政治冷感，但我們常遺忘了，零星的新青年運動卻時有聽聞，例如出現支持性解放、性小眾文化的青年組織，中學生挑戰校方管治，青少年次文化小團體亦相繼湧現。
學生也許失去了張韻琪所說的「發聲及先鋒位置」，但作為行動者的聲音正在各體制角落裡此起彼落，這其實是整個社會的日常樣態；同樣，分散與零碎，是公民運動的特徵，「人民力量」的意象，只在特殊的歷史時空才爆發與顯現。
我並不是說「七一」僅是個幻象，相反，我們要珍惜人民意象，並要進一步思考，貫注在這種政治奇景及意象中的汗水與感情從何而來，又往何處去，孕育出來的集體記憶，如何在往後的公民運動中發酵，締造出更多不同方式的公民連結，而人民意象又如何反過來，推動日復一日的公民抗爭。
《民主腳步不息：對話集》街坊工友服務處出版，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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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社會，貌似文明理性，實質充斥著林林總總的神話。這些神話故事包括：我們由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甚至是資訊社會；香港由一個小漁港，變成國際大都會；香港人以前住山邊木屋，後來住徙置區及廉租屋，現在，越來越多人可以有自己的自置居所，安居樂業。
這些神話故事問題多多，其中的一個問題是，神話沒有告訴我們：以前的人去了哪裡？一切好像都那麼「自自然然」。那些農村的村民如何「走向」工業社會？漁民又如何上岸（難道去了IFC？）？住在山邊木屋及徙置區的人又如何掙扎求存？
學者當然可以研究這些問題，記者可以找人做專訪，但總不及現場的見證者，陪伴這些被視為「前現代」人群，走過這段被神話遺忘及驅逐的歷史。陳順馨的《嗅覺記憶：我的七十年代》，記述了她的七十年代，仿如香港發展神話的地下史。對順馨來說，新界的泥土味、避風塘的海水味、徙置區廁所的臭味，都是氣味濃烈的記憶。
「香港奇蹟」的公開秘密
今天的順馨當了大學老師多年，還是熱血澎湃（《澎湃》，就是當年順馨有份參與製作的一份運動刊物），投身女性主義運動，學生時代的順馨，更是「憤怒青年」。這本書的開首，是粉嶺反迫遷的安樂村，接著是為人熟悉的艇戶事件，最後是徙置區及公屋的居民抗爭，這些運動不是革命，卻是香港本土一代人的怒火，燒足幾十年不滅。
香港由六七暴動後走過來的一段歷史，從統治者角度看，是相對太平日子，殖民政府的暴力，既硬且軟，足以壓制反抗力量，同時，社會上也沒有如六七年那樣大規模的運動挑戰政府。但是，底層市民受到的壓迫並沒有消失，政府要發展新界，趕走村民，可以出動催淚彈；房屋大計為市區騰出土地兼提供廉價勞動力，卻不理沒落中的漁民死活；七十至八十年代有建屋大計，但簡陋的設備卻追不上暴增的居民數目，草根市民，特別是基層婦女，受盡百般苦頭。
似曾相識
政府能壓得住這些新不滿、新反抗，在社會科學界，不管左中右，早已共同承認，是「香港奇蹟」的公開秘密。不過，秘密可以由統治者角度以外重新詮釋，順馨嘗試敘述自己由義工到「無牌社工」的經歷，從反抗者角度，從知識青年的位置，為這個公開秘密下的一大註腳，這個註腳，不單可以寫成一本書，還可以寫好幾本，甚至是一個潛力無限的研究領域。
細讀順馨的描述，特別是多處引用當時刊物的文章，有著似曾相識的感覺，大概香港由殖民地變成特區，統治手段有小變沒有大變，當年英人治下的小鬼，升了成為「城隍」－－特首與一眾新班子問責官員。當年殖民者對付安樂村及油麻地艇戶的公安法，不用借屍，早已還魂，回歸後的日子裡，依然徘徊在社會運動者的頭上。
後殖民的香港，在變與不變之間，不斷讓我們重溫殖民的陰魂，順馨這本書更顯其時代意義。
未夠喉
順馨的書篇幅太小，意猶未盡，書的開首已是1973年，應韓德民神父之邀，去官塘做社會服務，幫葉錫恩翻譯，有機會，我真想聽聽她小時候在天主教會的故事，如何由信仰到社會實踐，如果順馨能補充這部份會更好；至於書至結尾，亦埋下許多伏線，沒有再寫下去，有點「未夠喉」。
順馨說，火紅年代，進步社工卻沒有自吹自擂，反而自我批判，她們清楚認識到，社工只是改良主義產物，消除統治者眼中的偏差行為，為威權管治修修補補，社會運動雖不是革命，卻是比社會工作更具進步意義的實踐。順馨質問，為何這種討論在今天的社工界消聲匿跡，今天的社工是否已龜縮到「幫幫人」、「做點好事」的地步？順馨還提到，七十年代末，社工工會原來是由響璫璫的幾位社運人士籌組的，包括順馨、梁寶霖、馮可立、麥海華、鄺福生及周桂琛，他們在長江三峽船上商討出來的（簡直可以稱為「長江會議」），為的是延續及擴大社會運動，後來又怎會走上專業化之路？
順馨沒有提供答案，卻問了一堆問題。壓在神話下的歷史，是一堆有待回答的問題，是在歲月裡日夜發酵著的氣味，刺激著我們的嗅覺，我們可以尋找答案，一直書寫下去，一直實踐下去。
註：本書為進一步多媒體出版社最新的「一步十年」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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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巴士，看Roadshow，港人無奈的生活方式，看著梁振英等日日慶回歸，份外覺得煩燥。
梁振英等人出身也許跟商界太密切了，回歸賀詞總與內地近年經濟高速增長有關，人人皆說，中國是個龐大市場啊！中國有許多商機啊！香港人要團結呀！要多靠近祖國呀！早陣子馬力事件，有一位政協，名叫張家敏，為他辯護，他說，現在中國經濟大好啊！大家不要老想著六四好不好？應該想想如何參與百年一遇的發展大計啊！
這些人談國民身份，都以錢行頭，以經濟增長掛帥，他們眼中及想像的香港人，竟然就是貪錢逐利之徒。那麼，中國還沒有經濟起飛時，香港便沒有人愛國？
支聯會名字前的「愛國」總遭人刻意忘記，至於六七年前後的土共，更是越窮越革命，越窮越愛國，那位滿口銅臭的張家敏，當他年少有為時（1982年），是港大學生會會長，他關心北京之春被捕民運人士，港大當年有不少親英人士，他卻力排眾議，要求回歸，回歸到那個還是窮國模樣的中國，當年的張家敏愛國當然不是為了錢，何解今天卻是銅臭滿身？
再看看Roadshow裡的「神州答問」或「回歸答問」，都是經濟數據。愛國的想像，民族意識，竟是如斯貧乏，不要罵香港人沒有國民認同，香港的「愛國人士」倒要反省一下，自己是否讓中國顯得庸俗兼墮落？
照片：dave wat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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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幾歲人，這回才算是出了一本「自己」的書。之前的《迪士尼不是樂園》是合著，《媒體識讀》是為了迎合通識年代的半教科書。《小媒體．大事件》，則是由頭至尾出自身經驗，幸得進一步多媒體出版社江總書記的邀請，成為「一步十年」系列之作，為回歸十周年贈慶，純屬巧合，更重要的，是為這個偉大的蚊型出版社贈慶！
自己的書，無謂自己評論，大家不妨大肆鞭撻，無任歡迎，但是，記緊買書！
其他作者的作品，小弟來日會選取兩三本，抒發愚見。
「一步十年」系列，下星期尾各書店有售，請速搶購！每本定價30元。
市場傳聞，進一步多媒體出版社可能結束，經本人查詢，此乃謠言，不過，他們卻說，會否有二十周年系列，恐怕難矣，箇中玄機，請君參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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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會否通過撥款給政府清拆皇后碼頭，是個已知的結局，所以，今天要在財務委員會表決通過撥款，沒有任何劍拔弩張之勢。相反，立法會內外，平靜得有點怪誕，就像會議過程中官員的說話，都是些「冷笑話」。
既然是笑話，大家可以按喜好，選擇任何一個笑話來品嚐。
笑話一：「知道」型社會？

政府雖然已決定，要先拆皇后，再「諮詢」及決定重置在哪裡，但是，究竟如何拆，並沒有具體計劃，一切要等撥款後，聘請專家研究才開工。余若薇說，希望政府在清拆皇后碼頭前，把清拆、保存、重置計劃交予立法局的規劃及民政事務委員會，經討論後再進行拆卸。
孫明揚支吾以對，說撥款後難道還要再批准才拆？委員會主席劉慧卿說，不是要批准，孫明揚局長，你答應來立法局討論嗎？孫明揚說，如果大家覺得有需要，我們會遞交資料作交待。劉追問：你們會來立法局一起討論嗎？孫公說，我們會「交待」，後來，李永達追問同樣問題，孫公亦只重複「交待」，他有點不耐煩地說，好的，我會交待詳情，「咁等大家得個知字囉！」
一字記之曰：「知」，聽說孫公會轉當教育局，他朝會在香港推動「知道為本」的「知道型社會」。
笑話二：消失的陳智思與何志平
另一怪誕事，就是討論經常環繞著兩位沒有出席會議的人：陳智思及何志平。
有議員質問，古物諮詢委員會評了皇后碼頭為一級歷史建築，但作為古物監督的何志平，為何沒有參考這個意見，但又作出不列法定古蹟的意見？這樣做是否不尊重諮詢委員？民政事務局的常秘林鄭月娥說，當天，古物諮詢委員陳智思也知道，投票支持評一級，並不代表會列為古蹟，否則，可能不這樣投票。結果，議員及官員就著陳智思這番話到底何解，展開了詮釋戰。
其實，只要陳智思出來解畫，便省去不少時間，偏偏陳先生卻不露面，但有趣的是，撥款動議投票時，陳智思又慢條斯理地出現了！
至於何志平，也許新班子沒有份兒，也懶得開這個對他來說可能是「最後的」會議，只有林鄭月娥代他解畫，
涂謹申咬著《古物及古蹟條例》第18條不放：「委員會可就任何與古物、暫定古蹟或古蹟有關的事宜，或根據第2A(1)、3(1)或6(4)條向其諮詢的事宜，向主管當局提供意見。」他指，為何何志平不邀請古物諮諮委員會，對「是否列皇后碼頭為法定古蹟」提出意見？
林鄭月娥只說，民政事務局長何志平，作為古物事務監督，既有權且合法地作可作出「不列作法定古蹟」的決定。但涂謹申說，但他亦可以先諮詢委員會啊！為何沒有呢？其實，只要何志平出來，便不需要大家打啞謎，不過，我懷疑，究竟何志平有沒有用腦袋想過，為何不先問問委員會？
不過，至會議結束，何志平也沒有出現。
笑話三：吳志華「車大砲」？
郭家麒問，政府有否曾經把一級歷史建築拆卸？請舉出數字及例子。
本來，孫公及林鄭月娥也說，我們回去找一下資料，再告訴議員，可是，康文署助理署長吳志華也許坐得太久，想表示自己沒有白領高薪厚祿，說到底，古物及古蹟辦事處是他管的，他竟然空手入白刃，要回答郭家麒的問題。吳博士說，高街精神病院就是一例，主體建築拆掉了，保留了外牆，而且，得到中西區區議會同意。
郭家麒很生氣，差點跳起來，他說，中西區區議會是反對清拆的，他當時也是區議會議員，他直斥吳志華「車大砲」，他指出，當時區議會是要求保留的。
在網上查到相關資料，全都是政府部門撰寫的：1996年7月政府曾諮詢區議會，而且同意清拆主體建築，只保留外牆；但是，究竟誰是說謊？是吳志華？是整個政府部門？還是郭家麒「屈」了吳志華？有時間，我會再查證一下，因為，網上的中西區區議會紀錄只有2004年至今。
其實，不用拿高街精神病院出來，另一個被拆的前一級建築就是美利樓，而且，連古物古蹟辦館長（歷史建築）蕭寶儀小姐也同意：重置美利樓，是完全消滅了它的歷史價值，令它由一級變成不予評級。

笑話四：多少人支持政府方案？28個！
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有議員問孫公，政府是否做過民調，民意是否支持政府拆了再保存重置？譚香文說，公民黨做過民調，六成市民反對拆皇后碼頭。
孫公又說，民意調查有許多，每個人也可以做民調，大家的起步點不同，結果也會不同… …主席劉慧卿說，那麼，政府有沒有做過呀？有數字嗎？說來聽聽好嗎？孫公則說，事後會給立法局資料，但是，政府做過的諮詢，大部份也同意政府的做法。即時引起旁聽者的起哄及爆笑。
孫公提不出數字，那麼我可以幫幫他，雖然兩個小時左右的會議中，我們聽不到任何支持政府的意見，民建聯、泛聯盟、自由黨的議員也很少發言，也不敢公然支持政府，但是，投票時，他們都魚貫入座，結果，撥款在28票贊成，18票反對，1票棄權下通過了。
那麼，我們得出答案了，究竟有多少人支持政府的建議？就是這28人嘛！28名沉默又關鍵的少數，投票投嬴了，決定了皇后碼頭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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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要寫一篇文章，討論政府如何控制大學，其實不懂得寫，除了路人皆見的教院風波外，我也提不出甚麼高見。
在網上找到一些有趣的資料，值得大家深思。
十五位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有六位與大學的董事會有關，其中有四位是主席或副主席，有一位是副校監，當中有一位更是控制全港大學「水源」的大學撥款委員會主席史美倫。
梁振英／嶺南大學校董會成員及主席
陳智思／嶺南大學校董會副主席
史美倫／大學撥款委員會主席
李業廣／香港公開大學校董會主席
曾鈺成／香港公開大學校董
李國寶／香港大學副校監
張建東／香港科技大學校董會副主席及香港公開大學校董會成員
這些職位，都是決定及影響大學最高管理層。再看一下香港八家公立大學的財政來源，大部份來自政府，受大學撥款委員會資助，我們粗略可以勾劃出一幅政府與大學之間的權力圖，香港的大學有多自主，實在只存在於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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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Naomi Klein
譯／chong
June 01, 2007
The Nation
美國入侵伊拉克，觸發了歷史上最大的石油價格颷升，所有跡象都齊全了：跨國企業隨心所欲，吞併國營公司，把無窮無盡的利潤運回老家，享受稅務優惠，支付給政府的專利稅低至可笑的程度，僅僅是百分之一。
我要說的，不是由新建議的石油法所帶來的油價颷升（它以後會出現），我談的颷升早已全速前進，它出現在遠離伊拉克的殺戮，在亞伯達省（加拿大）北部，四年以來，亞伯達省與伊拉克已由一塊看不見的搖搖板所連繫著，當巴格達在燃燒，破壞整個地區的平衡，以及油價上升，卡加立（亞伯達省最大城市）便會繁榮起來。
《金融時報》稱此為「淘金熱以來，北美最大的資源業大繁榮」，讓我來解釋一下，為何伊拉克的亂局會造成這種「繁榮」。亞伯達省的人早已知道，這個省的北部，蘊藏大量的瀝青──黑色、像焦油般的秥性物，它是沙、泥、水及石油的混合物，蘊藏量大約有2.5萬億桶，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氫化合物的天然庫存。
要把亞伯達這些渣滓變成原油，是有可能的，不過，這是非常複雜困難的，其中一個方法是在露天的礦坑中挖掘：首先要把森林砍掉，把表土刮走，然後，用大型機器把黑色黏狀物挖出來，放在全世界最大的傾倒卡車（兩層樓高，一個輪便值十萬美元），用水及溶劑把焦油在大桶中稀釋，不停搞動它直至油浮上面，同時，礦渣倒進比該區天然湖泊還要大的池中。另一個方法是把油隔出來：用鑽管把蒸氣送進地底深層，把焦油熔解，再用另一枝管把焦油抽出來，在運輸過程中經過多重提煉，提煉工序需要天然氣作為能源推動。
兩個方法都所費不菲，大約是每桶18至23美元，這一直是不化算的，在八十年代中，石油只賣20美元一桶，1998-99甚至低至12美元一桶，主要的石油公司都沒有興趣取得多於它們賣出的石油，所以，當統計全球石油蘊藏量時，這種焦油沙並不計算在內。除了少數受資助的加拿大的公司，所有公司都只讓這些焦油放在哪裡，原封不動。
不過，當美國於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油價已高達35美元一桶，大大提升焦油沙的利潤前景（行內稱之為「石油沙」），那一年，美國能源資訊管理處在焦油沙中「發現」石油，它公佈說，亞伯達本來被估計只有50億桶石油，但事實上，至少有1740億桶「經濟上可開採」的石油，翌年，加拿大超越了沙地阿拉伯，成為美國最大的外國石油供應國。
換言之，伊拉克帶來的石油繁榮日子沒有被拖延，只不過是轉移到別處，除了英國石油公司外，所有主要石油公司湧進亞伯達省北部，單單ExxonMobil、Chevron、Total便計劃花90-140億美元投資，四月，Shell花了80億取得它的加拿大附屬公司的全部控制權，位處於石油狂潮核心的Fort McMurray鎮，根本沒有足夠的住所安置新來的工人，其中一家公司甚至建造飛機跑道，讓員工可以坐飛機往返。
來自焦油沙的石油百分之七十五去了美國，科羅拉多IHS 的能源顧問Brian Hall稱焦油沙為「美國能源安全儲備的大毛毯」，諷刺的是，美國侵略伊拉克至少有部份原因是為了保證石油供應，現在，多得這項災難性決定所帶來的經濟強風，美國發現，最大的「安全儲備」就在身旁。
不少人預測，自由市場在高油價下，自由市場在高油價下，會引發「另類替代能源的創新開發」，以解決氣候變化的問題，最近《紐約時報》專欄作家Thomas Friedman也這樣寫。亞伯達的例子推翻了這個理論，高油價的確會導致公司在研發上大花金錢，但同時，也令它們專注在如何從最難取得石油的地方，取得最骯髒的石油，例如，Shell正在研發「全新熱力採油技術」──把大型的發熱器置入石油天然庫存區，就好像要把地球烤熟。
亦正如亞伯達的焦油，這項產業使全球暖化的能力，超出所有其他行業，提煉瀝青釋放出的溫室氣體量，是傳統油井的四倍，令這些焦油沙成為加拿大增加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最大元兇，但是，石油業計劃至2020年把產量提升三倍，而且，增長似乎無窮無盡，如果價格仍然高企，不久將來，從焦油沙中再抽取提煉1,410億桶石油亦變得有利可圖，亞伯達將會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蘊藏區。
提煉這些沙，同時亦是破壞林木及野生動物──研究焦油沙對環境破壞的領先權威Pembina Institute警告，在北極森林裡，「一幅如佛羅里達州那麼大的森林」將受威脅，現在，該區的主要河流為石油業所用，大量水源將受污染，氣候學家說，水位下降又剛好是暖化的結果。
亞伯達的石油狂熱，連《金融時報》也說是「帶來滅亡的烏托邦式幻想」，加拿大不只步進由伊拉克轉移過來的石油狂潮，實在令我震驚，我們亦擁有大殺傷力武器，它們就在Fort McMurray鎮那裡，在那些地底下又黑又黏的物質裡，在大卡車、輸油管、蒸氣及天然氣等的幫助下，人們已引爆這些武器。
原文：Baghdad Burns, Calgary Booms
圖片出處：reservoir fr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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