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牧視野

作者按：突然在電腦找到這篇舊文，是2005年七一前出版的。

回應這幾篇訪問前，先談一些香港以外的事。

好幾年前，第一次從南韓朋友得知，韓國社運界已大量使用「公民運動」這個詞，從而才有較清晰的理解，這些朋友都來自著名的PSPD（People’s Solidarity for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http://www.peoplepower21.org/），是�…

韓國過去有反獨裁政府的民主運動，特別是學生運動，也有激進及強大的工人及工會運動，但九十年代以後，不少人開始離開原有的民主運動及工人運動，另謀出路，他們有別於傳統政治自由主義，以及傳統左翼社會主義，並以較廣泛的公民權利為核心，提出經濟及社會改革；最著名的運動就是小股東運動（shareholder activism），在金融危機時，他們集結小股東的力量，挑戰韓國財閥，進入大企業的董事會，阻止傷害工人的瘦身計劃，並揭發企業管治及政商關係的黑暗。

雖然香港跟南韓不一樣，但如果要我用一個詞來形容香港的現況，特別是2003年「七一大遊行」，我仍會傾向用「公民運動」。

公民運動不是新鮮事
其實它不是新鮮事，正如胡露茜說，「七一」不是一個轉捩點，而是一個連結點；而我會補充另一個說法，它是公民作為行動者（actor）力量的一次視覺展現，是一個政治奇景，這正呼應了張超雄說的「不可思議」。

「公民」這個概念在香港由來已久，殖民者早就教曉我們這個詞，但「公民」在香港，往往連繫上政府版本的「公民責任」，要市民遵從殖民管治的框框，在殖民者眼中，「公民」只是「順民」代名詞。

我這裡強調作為行動者的公民，正是要突出公民需要突破殖民及後殖民的奴化束縛，追尋實踐自治城市生活的可能。

每位公民都是行動者，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到處皆是，只是他們力量分散，有時是微小而不易察見的反抗，有時僅僅是一些異議的噪動，分散而流動；香港自七十年代末以來，由一個殖民地及工業城市，漸漸化身成管理主義鋪天蓋地的地方，社會行動越來越難以反殖反資的運動現身；但是，即使「繁榮穩定」壓倒一切，人民的行動力量沒有消失，那裡有壓迫，那裡有解放，他們只是持續地與各種管理體制周旋，例如學校、政府房屋部門、大企業管理層等等。在類似反廿三條這樣特殊的歷史時空之下，他們才會在媒體的鏡頭中以奇景的方式亮相，行動者的力量，在澎湃汹湧的諷刺歌曲、動漫畫、標語等體現出來。

如果從這個角度看，古思堯提及的「小眾化」，或梁國雄提及的「激進主義」，其實並不特殊；它的訴求與行動，缺乏廣泛市民支持，並不代表社會一潭死水，只是各類行動者力量缺乏連結；而所謂「小眾化」，只是某些行動者在媒體捕捉下，變成個別異類，事實上，在社會不同角落裡，許多行動方式不是那麼顯見或所謂「激進」的，則在公眾視野裡不易察覺。

「七一」所帶來啟示，當然不只是人民力量的勝利，它其實引發我們去問，公民運動該以怎樣方式集結？可以往哪些方向前進？

故此，我們可以從這兩個問題出發，去理解為何七一之後，社運團體間有關於「民陣」去留的爭議會出現；政治的奇景，不易年年維持，2004年的人數下降，已是端倪。更重要的是，公民行動的力量，除了每年的七月一日外，是否有進一步的連結方式？本是分散的群體，如何成為聯合陣線？

運動與媒體
2004年的七一前後，出現了名嘴封咪及商台事件，香港媒體成為關注焦點；媒體一方面在九十年代的政治角色日重，但另一方面，亦變得更政治化，捲入社會政治爭議。

杜耀明指出，媒體力量在社運動員中力量龐大，但對主流意識形態缺乏批判力，而商台事件後，更令市民感到，公民社會參與主流媒體運作的空間很少，而香港的媒體市場，特別是廣播事業，其壟斷程度更幾乎冠絕全球。

媒體成為香港公民運動的重要力量支柱，但是，它卻又跟公民社會越走越遠，政府的媒體政策，以及媒體的市場結構，不容公民社會參與，有勢力人士更設法滲透控制，這正是具有政治特性的網上媒體興起（例如「香港人民廣播電台」及「網政廿一」）的原因。

新的社會運動，往往需要新的媒體，例如宗教改革，有書籍印刷媒體（聖經等書籍的大量印行）；西歐的民主革命，與報業的興起密切相關；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也與流行音樂及電影結合起來；近年的反全球化運動，也有遍佈全球的「獨立媒體中心」（Independent Media Centre）；今天香港的公民運動，需要怎樣的新媒體呢？

新媒體，代表著一種新的溝通及集結方式，新的公共領域，以及新的抗爭主體、空間及方式；公民運動觸動的，已非狹義的公民權利，市民生活的空間，正如盧偉明所說，受管理體制與科層組織高度支配及切割，令我們顯得無力，香港自詡的形式「自由」更是空洞無物，社會處處隱伏著矛盾與衝突，公民反抗除了在政治奇景式的展示外，日常都在不同的角落中發生。

行動者與革命主體
故此，我們不必乞求任何已褪色的革命主體（不管是工人階級還是學生），不用沉緬於革命神話，我們需要的，是重新審視各個群體在怎樣一種新的社會角落裡被支配，以及掙扎求存，思考實踐的可能。

馬嶽對香港學運的歷史回顧雖然簡單，但是，卻點出了制度環境的變遷：香港大學生失去了文化菁英的位置的同時，其實被置放在越來越多的教育及家庭規訓，受著各式各樣的管理與管治；所以，有人哀嘆學運的火紅時代已過，當代學生沒有理想，政治冷感，但我們常遺忘了，零星的新青年運動卻時有聽聞，例如出現支持性解放、性小眾文化的青年組織，中學生挑戰校方管治，青少年次文化小團體亦相繼湧現。

學生也許失去了張韻琪所說的「發聲及先鋒位置」，但作為行動者的聲音正在各體制角落裡此起彼落，這其實是整個社會的日常樣態；同樣，分散與零碎，是公民運動的特徵，「人民力量」的意象，只在特殊的歷史時空才爆發與顯現。

我並不是說「七一」僅是個幻象，相反，我們要珍惜人民意象，並要進一步思考，貫注在這種政治奇景及意象中的汗水與感情從何而來，又往何處去，孕育出來的集體記憶，如何在往後的公民運動中發酵，締造出更多不同方式的公民連結，而人民意象又如何反過來，推動日復一日的公民抗爭。

《民主腳步不息：對話集》街坊工友服務處出版，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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