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牧視野

此書出了一年多，我才有機會細讀，因為工作關係，寫了一篇書評。

正如一位評論人所說，《如焉@sars.come》不是小說家的小說（西部風1　2006），而是「思想者」的小說。我大概同意這個說法，換一個說法，小說的作者是一位很自覺自己作為知識份子的角色，甚至扮演「思想者」功能，這份自覺有時甚至蓋過了小說的敘事功能－－講故事。作者花了許多筆墨，借著衛立文、達摩及毛子，甚至是江曉力及梁晉生，對中國當代政治及文化，作出了非常多的評議，以至這部小說的評論功能比一般小說要明顯，以小說技巧來看，那些時評及分析有時顯得突兀生硬，故此，若把此小說看成政治評論，亦無不可。

知識份子的評論功能及意義，不是說說而矣，特別在現代國族國家（nation state）之中，具有非常重要角色。自十九世紀以來，歐洲知識份子深深感到舊世界的崩潰，新世界的出現；一方面，自覺負起了文化使命，另一方面，又賦予（新）國家或國家政權一份文化重責。清末以降的中國知識份子，特別經過五四，由天下為己任的傳統中，轉接到這種文化使命式的知識份子，顯得順理成章。在帝國主義入侵的威脅下，他們比起西歐知識份子，使命感更強，國族主義（nationalism）以及國家主義（statism）更深。

知識份子的發言評論，根本就是國家文化建造中的不可或缺的部份；然而，知識份子雖然如此自我定位，而國家精英又竭力吸納及收編知識份子，但他們又比任何階級或群體，更抗拒成為國家建造的螺絲釘，尋求自身或群體的獨立自主，亦更受到國家政權的吸引及收編。正是這種不協調或甚至矛盾，設定了知識份子所面對的處境，更能看到「權力」（power）二字的複雜性。因此，如果說《如焉@sars.come》是一套知識份子的論述，那麼，絕對值得我們花筆墨筆去看一下，這部小說所描述的權力，特別是跟國家權力的關係，究竟如何，以至它又如何置放自身於權力關係。

主角：「民間」

我們不妨來看一下小說的敘事觀點。第一點我注意到的是主角，雖然小說處處借幾位知識份子或黨員／官員來評議，但是，又以一名最缺乏評論能力的茹嫣作為主角。

胡發雲描寫茹嫣的手法，頗有傳統男性作家美化及純化女性形象的慣習。茹嫣雖然年屆四十餘，但是，作者在多處提及她有一種少女般的純真，讀者看來顯得有點不真實，但作者仍然冒著被質疑的風險。茹嫣的父親雖然也是個幹部，可是，她不涉政治，當過知青，也是下鄉玩玩而矣，沒有深刻的傷痕；她大學時念植物學，卻又有點文學底子，寫東西總是非常感性，不重理論，不管官方還是反官方的；她是個寡婦，曾為人婦多年，有個十多歲的兒子，但與梁晉生交往中，像個羞答答的少女，好像不吃人間煙火，這也是梁晉生喜歡她的原因。故事中的男角色，卻又努力不玷污及保存她的純真，例如梁晉生努力不讓她捲進官場，連達摩也不想讓理論干擾了她的純潔：

「如果沒有網絡，沒有這樣一種自由的私性的表達平台，茹嫣的這些優秀的潛質，可能就永遠蟄伏在她秀麗的身體內，直至與她一起離開這個世界。… …有幾次，達摩想對茹嫣說說自己的評價，後來想想就算了，這類事，不說穿的好，說穿了，倒會讓茹嫣分心，少了那種渾然天成，多了一些功利算計。」（頁220）

茹嫣是胡發雲這位男性作家，甚至是故事中的男性角色－－梁晉生及達摩的慾望對象，梁晉生希望與這位不涉官場政治的女子歸隱山林；達摩希望從她身上看到及保存一種「宗教精神」：一種內省的、直覺的、藝術的、情感的、審美的（頁220）；胡發雲則透過她的遭遇描寫出一個隱藏在日常中的政治支配格局，因為她上網，才知道有官方查禁互聯網的消息，知道媒體受官方操縱，知道政府隱瞞「非典」疫情，知道官場的政治考慮如何違反人性，令她的愛人梁晉生遠離她。

茹嫣是一個逐漸目睹權力支配關係、無辜遭到無形傷害的平民。她的「純潔」看來並不自然，斧痕清晰，卻又是整個故事的支點。故此，跟文革結束後的「傷痕文學」不一樣，知識份子在小說中已不再是權力的對立面，與權力的對立面的，則是一種以文學想像及建構出來的「人民」或「民間」。

由此，我們才能理解達摩這位「民間知識份子」。他可能是繼茹嫣之後，第二位理想角色，不過，他不是慾望對象，而更像理想的主體。他沒有上大學，只有已遭遺忘的職大銜頭，卻又是思想深厚，學識淵博的雜家，是論壇上受人敬重的作者，連省社科院的毛子也要忌諱他三分。他的學識來自被新中國拋棄的舊物－－他父親工作的茶店用來包茶葉的舊書刊，亦因為這個緣故，他認識了衛立文這位被劃為右派的老革命，開始了他的思想家之旅。他沒有當官，沒有進象牙塔，沒有從商，只是一個維修工人，尋常百姓；作者還刻意交待了他有一正常不過的家庭，有妻子女兒，甚至三代同堂。然而，他卻又洞悉一切，高尚的名氣及地位只在網絡上存在，或者在「青馬」這個小圈子裡。

由茹嫣到達摩，我們看到網絡在小說中的意義，是一個讓「民間」得以發展的新空間，只有這個空間，茹嫣沒有特殊地位的民間文弱女子，才可以發揮的她的才情；只有這個空間，達摩才能表達自己的思想，成為比建制內知識份子更高尚的知識份子。茹嫣是「民間」中的感性，達摩則是「民間」中的理性，而網絡則讓這兩股力量得以交匯。

後極權網絡中的知識份子

至於當今民間所面對的國家政權，在胡發雲筆下己不是全能的統治機器，它施展在人們身上的支配，不再是毛澤東時代那樣的赤裸，而是隱秘迂迴，有時甚至分不開是負面的壓制，還是正面的調動。作者沒有渲染政權的暴力，也許是基於政治考量，不過，這種處理也可以理解為對權力的不一樣思考。正如魏承思說，知識份子在八十年代已開始擺脫「工具化」的處境，1989年的民運被鎮壓，亦沒有改變這一個過程（魏承思　2004：頁331）。

雖然黨跟知識份子之間的關係，不再如毛澤東說的「皮」與「毛」，但是，並不意味著知識份子有一個自由天地。小說後半部，可以理解為對六四後知識份子面對權力的描述。我手上的國內版對六四的描述，著重在毛子的恐懼，國家暴力雖然令毛子嚇傻了，但是，精神失常只是短暫的，更具有長遠效力的不是暴力威嚇，而是逐漸把毛子引導入官方理論及宣傳體系之中「引力」。九十年代初，鄧小平南巡給予毛子一個機會，為上級撰寫理論文章，呼應領導的思想，不能說是威嚇的結果，而是毛子有意無意地投誠，連所謂「利誘」也是非常間接而隱秘的，他不知不覺間成為半個御用文人，連他的好友達摩及衛老師也要到近幾年才知曉。可見，九十年代以降的權力運作，在作者筆下，主要不再是壓制民間的強權，而是一張隱秘而細密的利益羅網，用學術一點的話來說，就是伺從（patron-client）關係。

雖然小說藉著衛立文及毛子的嘴巴，說出了中國上下也有一種「恐懼」感。但是，毛子的故事，讓我們看清楚作者所呈現的「恐懼」。雖然，以六七十年代的文革以及一九八九年國家暴力的恐怖效果作開始，但是，往後的發展卻不是極權主義式的威嚇，而是一種無以名之「恐懼」，恐懼不再是生死相迫；若真要說清楚，則是滲在日常生活裡，有時關乎個人前途，有時涉及家庭安全感、舒適生活、群體感覺等等，恐懼的強度不如以往，卻更綿密細緻。每一個人也害怕失去所有的一點，因而服膺支配關係。梁晉生與毛子也都說過，其實，即使自己反叛了領導，也不至於身家性命財產才無，中國終究不再是毛澤東的年代。

建基於這種對權力的分析，我們才能理解小說中談到的言論管制的意義。作者這樣寫，也許是為了避過政治審查，亦也許是為了呈現這樣一種權力觀點。小說中的兩位民間代表，皆不是典型的受害者，他們雖持異議，卻不過是冷眼旁觀這部統治機器的運作。論壇遭人刪帖，茹嫣覺得氣憤，也許亦有恐懼之感，但恐懼的不是個人安危，而是對無形操控的驚訝及鎮攝；達摩對此更是處之泰然，對自己無法進入體制也並無任何妒嫉之心。即使有親官方的馬甲前來攻擊茹嫣，令她煩惱不已，她也可以關機了事；至於茹嫣的「黑材料」，只令梁晉生為前途擔心而斷絕與茹嫣來往。紀念衛老師的研討會被官方阻撓，一眾參與者也不至於受到政治迫害。屢遭審查的網絡，也不是一個可以頓然完全取締的領域。

不過，這種權力網絡亦有層級，亦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清楚界線，胡發雲似乎想說，層級與界線不是固定。梁晉生當了大半生的黨員及幹部，他想過離開官場，遇到官場的凶險也想過退下來，反而江曉力不過是個植物所辦主任，在故事開端還像個普通的中產階級女性，可是，故事的發展讓人驚訝地看到她的心計，到了故事結尾，她不單向梁晉生獻計，還表現出非常強烈的權力慾，一種統治集團的自我意識，她比梁晉生這個黨員具有更強烈的「我們」與「他們」的區分，她批判茹嫣的文章時說：

「那些東西，沒有誰逼著她寫，她竟然會把我們共產黨的城市，說成是一個可恥的城市。她竟然會把”非典”中暫時的麻煩，說成是我們撒謊。你只要看看她那些用詞，她從來不說”我們”，她只說”他們”！
梁晉生說，我想，她說的他們，不是指我們。
江曉力說，包括我們。」（頁255）

至於甚麼是「我們」，也顯得很有趣，究竟誰構成「我們」？「我們」當指共產黨，不過，這個「我們」，連黨員梁市長也有點疑惑，究竟自己算不算「我們」？似乎不是一個很清楚界線的統治階層，茹嫣與江曉力的家庭背景其實相差不遠，他們的父親也退休幹部，只是江的父親權力及關係大些。他們的分別除了是前者搞專業，後者搞行政外，更清楚的分別在於，江的統治者意志很強，不但比茹嫣這位「民間」代表要求，就連梁市長也及不上她。統治者的意志又並不來自堅固的意識形態：

「以前那一套，老百姓不信了，我們自己也不信了，但是，這一切只能由我們自己來改，改得鼻青臉腫，改得頭破血流，都行。最重要的一條，不能掘我們的祖墳，不能斷我們的後路。誰想這樣做，你有一萬條理由，也不能答應。」

「我們自己也不信」的一套，當指官方的意識形態，作者稱江之為「黨國大計」，令人想起鄧小平在六四後說的話，梁晉生這位幹部無言以對。然而，這種對統治者的認同，以及統治意志，並不一定就是團聚統治集團的不二法寶。當江曉力說完她的「大計」後，她又向梁晉生誘之以利及「威嚇」了，包括茹嫣的文章及與他的關係，各種經濟犯罪及貪腐的罪證等等，都似乎使這位梁市長要服膺江曉力的大計，需要疏遠茹嫣這位情人。

胡發雲所描述出來的權力關係，有點像哈維爾（Vaclav Havel）說的「後極權主義」。後極權主義的「恐懼」來得瑣碎與平庸，不過，正是這種綿密羅網式的「恐懼」，才能令人接受統治秩序。不過，胡發雲似乎要為這種「後極權主義」下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註腳。

首先，「恐懼」的背面是不論傳統、價值、原則的統治意志，它起源於鄧小平的實用主義，去除毛澤東年代的意識形態，卻保留及強化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等的堅持，並在八九後及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中繼續蔓延開去。同時，哈維爾提出「活在真理」（living in the truth）的概念，來突破後極權主義的羅網，而胡發雲則想像出一個理想不受污染的「民間」，這個「民間」更要棄絕體制的；小說結尾，茹嫣要棄掉梁市長的衣服，甚至懶得跟梁晉生說個清楚，顯示出胡發雲的發言位置。

值得追問的是，既然統治階層支配的羅網如此廣大，胡所描繪的「民間」是否太過於理想，跟現實有一定距離呢？

參考資料

魏承思，2004，《中國知識份子的浮沉》，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西部風1，2006，＜《如焉》讀書筆記：思想者的小說＞，《西部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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