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March, 2008
Posted in March 25th, 2008
編輯建議我回應梁文道的<一個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作為他的朋友兼同代人,也許可以從彼此的共同背景談起。
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目睹過香港八十年代以降的移民潮,就以肥肥為例,她晚年走訪的影壇及電視圈人物,早已移民美加及澳洲,肥肥自己亦早以加拿大為家。出走,早就不是新鮮事。
不過,今天梁的「出走論」,多了不少新背景。
九七前人人擔心作為禁忌的「政治」前途,近年,卻大談香港的「文化」及「創意」前景。擔心與焦慮的,不單是能否安居樂業,還有創意經濟、文化發展。與此同時,參考點亦轉移了:「中/港」雖仍是政治分野,但今天多了激烈的區域城市競爭。由此看莊元生先生對梁的狠批,當知還停留在「中/港」參考軸上,竊以為有點捉錯用神,莊沒有看到梁談的是北京、上海、深圳、紐約等城市。文化人要去中國,不是去當人大政協,也不是去大西北,亦非賈樟柯電影中的小城鎮。
我不會把梁文道的「出走論」等同為本地「唱好中國大陸」論,是「削尖了腦袋」向北京示好。他的論述倒讓我想起近年流行於全球的城市論述,特別是佛羅里達(Richard Florida)的「創意階級」(creative class)論。
佛氏近年靠一套新的城市策略理論出入全球市政府。他認為,在創意為主的經濟裡,城市要具競爭力,靠的不是低稅率或大型建設,而是提升「三T」指數;不是香港馬場的「三T」,而是科技(technology)、人才(talent)及文化包容(tolerance),這樣才能吸引「創意階級」,推動經濟。故此,不少城市近年花大錢,投資在文化設施與盛事,讓不同族群及性小眾文化可以表現,鼓勵應用尖端科技等等。我們周邊的例子是新加坡,我剛在網上看到多位內閣成員粉墨登場唱演rap歌,嘗試清洗掉政府保守的形象。
一位地理學者碧克(Jamie Peck)指出,佛氏的理論不算新穎,但最有意思的地方是:為何這樣的理論會受到那麼多政府歡迎?碧克認為,全球化的論述下,大部份市政府都覺得要跟別的城市比拼,在GDP以至任何經濟成就上競逐,生活及福利功能反被視為次要,陷入一種新自由主義的「都市間框架」(intercity framework)。整天想著如何超越對手,市政府可謂江郎材盡,「政策真空」(policy vacuum),故此,培育創意及文化氛圍的政策得以乘虛而入。佛氏發明「創意階級」一詞,讓人可以想像成一種新的城市資本。難怪連最沒有文化板斧的曾俊華,也要在預算案中算出本港創意經濟「530億元」的產值,更不能放過西九龍。
梁承認他的「文化人」類近「創意階級」一詞,似不脫「資本」想像--到處找尋自我增值擴張的機會。看罷梁文,我認同之餘,納悶的是,為何「文化人」要想像自己成「股票投資者」:要走(沽出)還是不走(持有)?我明白,梁的「出走論」,從修辭上是對香港政府一種狠批,不過,今天文化人該關心的,應該有比「走/不走」更有意義的問題吧!
去去留留,不應泛道德視之。身在香港的人,不管暫時或長遠,被迫還是自願,終究要為自身與本地籌謀,籌謀也不是劃地為牢。
如何籌謀呢?寫文之際,剛發生了一件小事。上星期,一名小丑藝人在銅鑼灣時代廣場表演,不知是否商場管理者看不過眼,警察接到投訴後前來干預,多名途人挺身而出,支持街頭藝人,指摘時代廣場違反地契,把原來的公共開放空間私有化,政府更當幫兇。
小丑演員算不算是文化人?聽說,他曾在尖沙咀表演,被警察以簡易治罪條例票控,他嘆道,深圳市對街頭表演也寬容得多。維港兩岸雖是黃金地段,但要「搵食」,似乎也不是個好地方,為何他還會留於此?
文化可以是資本,卻不單是資本,城市也不只是讓文化人表演身手的舞台,亦是一個平民日常生活的地方,共同創造的地方世界(local world)。作為文化人,小丑演員該走卻仍留下。我猜,除了對我城市的鍾愛之外,也因為他已不知不覺間投入了一場「公共文化」的革新運動:他身邊有人為他抱打不平,媒體開始關注大商場以公共空間之名牟取暴利,保衛城市歷史公共建築及地方文化的抗爭,亦由利東街、天星碼頭、皇后碼頭一一燃起。君不見許多「文化人」投身其中嗎?其實,也有吾友梁文道。
跟梁一樣,我不想政府再搞甚麼文化發展大計了,西九龍,嚴格來說也只是文化「設施」的地產大計。許多人(包括我自己)批評,香港政府是發展主義,但在文化這一塊,它可能從來都不是發展主義。它投資在文化設施上的錢絕不少,但是,面對文化,還是管理為上,正如梁說,花了許多在設施及公務員薪水上。為了管理方便,公共文化資源有時更可交給地產商托管。
坦白說,沒有民主改革,靠前殖民精英統治,又怎會有文化民主與創新?管理主義主導的文化政策與制度,就是當下的日常現實。問題只是,要不要投身改變?
馬會為未來中區警署蓋的玻璃屋也好,虛有「廣場」之名的時代廣場也好,將來被豪宅包圍的西九龍也好,它們終究是香港的日常生活空間,「不像樣」的文化還是會陸續有來。不過,在文化人及管理者之外,亦有看表演的家長及小孩子,有路過的遊客,有不回家到處「蒲」的青少年,有晚上出沒的露宿者,有街頭藝人與示威者。文化,不單是「文化人」的。
文化研究創始人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的名言:「文化就是日常的」(culture is ordinary)。重讀這句話,當有一番新體驗。
延伸閱讀
Peck, Jamie. 2005. “Struggling with the Creative Cla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9(4): 740-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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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in March 24th, 2008
如果我在台灣有投票權,大概會很恨民進黨,但是,真的要投票嘛,我絕不會投給馬英九,說不定,還會受不了誘惑,偷偷把票給了謝長廷。真是一張沉重的選票。
1991 年,潮濕悶熱的夏天,平生第一次去台灣,雖已是反威權統治的民主運動尾聲,但仍能感受到抗爭的熱熾。國民黨還在執政,當時的總統李登輝,不是今天那個模樣,很少講台語;在立法院,民進黨人揮拳打國民黨人,感謝指導我實習的記者告訴我:暴力是不對的,不過,你要了解拳頭的歷史意義;同一時間,我在街頭看到民眾多次衝開軍警的防線,闖進政府大樓,國民黨統治看起來竟是如此脆弱;在書店,我啃了不少之前出版的黨外雜誌及書籍,買了好幾本回家,如今還在家中的書架上。
較我年長及跟我同輩的台灣人,比我肯定感受深得多,不少還直接參與過黨外運動,坐過牢,受過壓迫,家裏甚至有人死於二二八、白色恐怖……
我說這些,不是為民進黨說好話,不過,我實在建議大家去看一下謝長廷的競選廣告,比馬英九的具歷史情感得多,屬政治美學的上乘之作。然而,威權統治的往事與記憶,可能已跟今天台灣的社會現况關係愈來愈遠了;民進黨終究當了8 年執政黨了,它幹的壞事也不少。不過,民進黨的強處,在於還能操控與動員這些歷史記憶,跟今天現况扣連出一個又一個的幻象(fantasy):馬英九有綠卡,不能讓他跟中共勾結出賣台灣,不能讓國民黨重新獨大,不能讓「外人」(大陸人)湧過來(再次)傷害台灣,台灣不能成為另一個西藏,台灣人不能回到「過去」,要守護台灣。
國民黨輸了不只8 年
國民黨的馬英九的真正敵人,就是揮之不去的幻象,都跟國民黨的「過去」有關。他開始時打的經濟牌算是成功,但愈往後,他愈要掉進民進黨的語言幻象之中。他要到南部Long Stay,因那才是「最台灣的」地方,他的競選廣告也要用民進黨界定的族群認同來築構,對準閩南語、客家語及原住民族群。
「西藏牌」一出,小馬哥甚至想比謝長廷更「激」一點,說不排除杯葛奧運,卻給謝打了一記悶棍——中華棒球隊那麼困難才打進奧運,你不想讓「我們」登上世界舞台嗎?
執筆之時,還沒大選結果,但有一點肯定,即使馬英九因為成功製造經濟危機感而贏了,他在任內仍然會困在民進黨佈下的幻象。因為,說到底,民進黨早就創造了台灣的政治主流,國民黨,輸了不只8 年。
不是說許多人給民進黨洗了腦,我甚至懷疑有多少人真心相信謝的口號,不過,幻象與人們真實經驗之間,雖不按邏輯,卻有隱喻式的契合,甚至可讓人們在紛亂中找到歸宿。台灣的朋友笑說,台灣的日用品都產自大陸,台資早已穿梭兩岸,平常無人異議,現在不少人卻認同謝長廷,反對「一中」市場。我說,恰恰就因為「台灣主體」在經濟現實中「缺席」,才需要一個想像中的台灣經濟實體。馬英九說自己「務實」,但他要拚的其實也是幻象,在選舉廣告中,他伸出神奇手指,比劃出以台灣為中心的東亞及東南亞圈子,那個「中心」,其實與謝的相去不遠。
我認識的台灣知識分子對幻象語言嗤之以鼻,學者趙剛認為,每次選舉皆暴露出台灣的語言及道德沉淪, 「一中市場後,公園變公廁,談吐便吐痰」是歧視大陸人民的廣告(香港人不是也有這種情緒嗎?)挺綠的江霞在電視上又說,回台投票的都不是台灣人,甚至不是人,又是一惡例。有人哀嘆,不少人竟然寬恕甚至接受這樣的歧視與語言暴力,理性盡喪。
我不能不同意這些道德批判,在去中國化及本土主體性高揚下,不少人老早便擔心台灣走向法西斯主義。然而,台灣進步知識分子愈批判,愈被排在政治外圍,擠在社群幻象之外,獨守在道德高地,以及被邊緣化的族群抗爭(性工作者、樂生的癩病患者),這總讓我感到更不安。他們的批判雖然理論與道德水平高,諷刺的是,與近年流行於中港的「台灣亂象論」竟暗裏吻合。
民主體驗
每次選舉爆發出來的情緒或情感,有人稱為「民粹」,令人戒慎。我卻以為,皆屬「基進民主理論家」說的「民主經驗」之一種;民主不是溫文爾雅,不單是憲制下理性程序,更是民眾在歷史過程裏,以美學(aesthetic)及詩意(poetic)的方式感知「民主」,包括感受自由與平等,也包括對束縛與不公義的體驗,這些感知充滿歷史情感,讓人連結成不同的「我們」,也會界定或排斥他者。民主政治不是共識,而是開創不同的未來與可能,造成衝突,不確定的矛盾。
選舉政治特別需要幻象與熱情。政客與政黨要選票,就得插手在「不確定性」中,構築「台灣」,甚至不惜打茅波;選民呢?有的只是手中的一張選票,沒有幻象,沒有熱情,誰相信自己的一票有力量改變台灣呢?我期盼的,不應是免受幻象與熱情左右的所謂「理性」公民,而是兩個爛蘋果之外進步而熱情的社會幻象。
不少香港政客愛到台灣觀選學習,學習如何造勢與宣傳,動員(或操縱?)選民,工具理性主導一切。但是,又有多少人體認到,每一張選票後的台灣歷史與情感?覺察到民主運動需要民眾的美學與詩意實踐?觀乎香港民主運動的熱情冷卻,我猜答案是否定的。
我終於明白,為何我竟然會假想自己是台灣選民,卻對我真實擁有的香港選票如此看輕。
照片來自:Lin Shenghung
文章刊於2008.3.23,《明報》,周日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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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in March 12th, 2008
幾星期前,黎佩芬叫我寫程翔,因為事忙,我推辭了。其實,我還有點東西想寫。
程翔保持緘默,對內情不說,能寫的的確不多。不過,倒是他的緘默,讓我想到更多。
程說,假釋期間,不能亂說亂動。我倒是很好奇,國內的假釋條例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如何執行?公安也好,國安也好,也不至於大膽到越界執法。我猜,程翔基於更多的理由,要把這件事的「國家機密」一直守下去。再過幾年,大概已沒有記者及市民記得,有那麼一個「機密」,由程翔從監獄裡帶回到家去。
我無意向程先生責難,余杰批他的「愛國」老調已夠了。我想到的是另一位「帶著秘密回家的人」。
美國總統尼克遜是個倒霉鬼,他結束了越戰,為冷戰打開了一扇窗,跟紅色中國握手,成就不算差。可是,人們總想起他的「水門事件」。不過,事件的關鍵,其實不在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大樓的水門大廈,也不在那幾位闖進民主黨辦公室竊秘竊聽的人,而是尼克遜的私人珍藏--錄音帶。
水門事件爆發後,尼克遜撐了好一陣子,照例否認涉及竊聽,但是,FBI、參議會、媒體等不斷調查,一些前內閣成員「爆料」,抖出越來越多問題,包括非常竊聽、盜取資料、非法查稅等等,更指他參與防礙司法公正,買通水門事件中被捕的闖入者。更致命的是,調查發現,尼克遜有自己一套的錄音系統,把他與幕僚及內閣成員的談話紀錄,當中涉及入以上案件。最高法院一致裁定要尼克遜交出所有錄音紀錄。
這些錄音紀錄,即後來稱之為”Smoking Gun”(意即「無可辯駁的證據」),它可以說是屬於尼克遜的「私人物品」,不過,他身為總統,卻不能以此為拒絕交出理由,結果,他選擇辭職,以一介國民身份把這些錄音帶保存起來,把錄音帶帶回家。這些錄音帶一直保存下來,除了少許先前曾交給法庭(也被認為刪去重要部份),沒有曝光,直至他去世。換言之,尼克遜要以個人身份,保存他的私人機密,因為,法庭已判定這些並非不能公開的「國家機密」。
在美國,竟然曾經有一位總統要變成普通公民,才能保護自己不見得光的秘密。
在中國,有太多的普通公民要為國家保存不見得光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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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in March 10th,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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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
政治,
文化,
香港
過去兩星期談了幾件媒體事件,都涉及政府如何看待新舊媒體,好像都是互無關係的瑣碎小事。
管互聯網,用警察加影視處及淫審處去管;管電台電視台,有廣管局,發牌時,特首及行政會議才是一把手。看起來都是文化大事,卻輪不到民政事務局,反而是商務及經濟發局諸種業務,混在「通訊及科技科」裏。
香港沒有媒體政策,政府很巧妙地,把媒體事務分置在不同的部門裏,但又互不統屬。翻閱特首的施政報告,你會發現近年已有「文化保育」,唯獨沒有「媒體政策」。政府規管傳媒,卻又好像化整為零。
香港廣播業沒有清晰政策,卻有許多「謎」。○二╱○三年以前,我們會問,為何香港只有這麼少的電視台及電台?九十年代初,歐美國家的有線電視覆蓋率已是五至六成了,香港才有第一個有線電視牌照,接着又要再等十年,政府才再發出一堆收費電視牌照。公共服務廣播(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s)創於七十年代,為什麼到近年才籌劃?為什麼要與港台地位分開處理?
有人說,香港政府是發展主義,但在廣播媒體的環節,關心卻不是「發展」。每次有媒體科技出現,政府總是十分猶豫,害怕失控,拖後腿。這樣的態度,我會稱為「管理主義」。
最近政府要把電訊管理局與廣管局合併,成立資訊管理局,恍似簡單的機構重組。但是,前者一向管電訊技術牌照(特別是近年的無線電話技術),後者卻兼管內容,政府是否要推出新媒體的管治及發展政策?市民仍然是一頭霧水。
人人都說是媒體的年代,但政府只想繼續把媒體化成瑣碎事。
2008-03-08 《明報》 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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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in March 10th,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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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AM 電台可能, 「民間電台」倡議的FM 社區電台卻不可能,為什麼呢?
裁判官游德康的看法很簡要準確,說出了香港的電台發牌制度問題:廣管局成員全由特首委任,而特首與行政會議成員又可行使酌情權,擁有無限制權力,換言之,是政治問題。
正如我說過,當年商台及新城得以成立,大概與親政府的大家族有關。不過,讓我們暫時撇除政治猜測,想一想,政府如何為香港的三個FM 電台佈局?
三個電台,共十個頻道,不過,佔用的不是十個FM 無線頻道,而是五十六個!為什麼?要覆蓋全港,需要好幾個發射站,就以商業一台為例,便需要七個,而每一個佔用的頻道又要有少許區隔,由FM88.1到FM89.5。加上鄰近(澳門、珠海及深圳)發射過來的信號,全港範圍內有差不多七十二個FM 頻道。
如果你要增加全港廣播,可能真的有點困難,因為,你可能又要設七個功率強大的發射站,佔用一段頗闊的頻寬。政府的廣播牌照政策,製造了一個印象,香港的頻道太多,要搞一個電台,需要佔用許多無線頻道。
但許多人沒搞清楚, 「民間電台」是功率低的小型電台,覆蓋特定的社區,它並不是要成立全港性廣播電台。以南韓社區電台作參考,發射只及五公里半徑範圍,約八十平方公里,大概比屯門小一點,這樣的社區,根本不會有七十二個無線頻道並存,所以,絕對有頻道可用, 不會造成干擾。而且成本低(大大低於大班的一億多元資本),管理上也簡單。
政府的廣播政策把電台等同於全港性廣播,排除了聯合國多年鼓吹的社區電台的可能,這可能是更深層的政治問題。
2008-03-07 《明報》 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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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in March 7th, 2008
只有兩個電台的香江歲月
連續幾天談到電台的政治的部署,不禁令人想起電台的文化威力。
文化及學術界有一個說法:香港自70 至80 年代初開始,發展出本地文化及意識,它體現在媒體裏的流行文化,包括粵語流行曲、電影及電視劇集。我沒有太大異議,我只想補充一句:這段時期,我們只有兩個電台。
許多人覺得,香港的本土意識及文化是自然而生,歷史偶然。但是,若承載及推廣流行文化,孕育本土意識的電台及電視台,是殖民政府高度規管(regulate)的產物,那麼,這種文化有多「自然」?它與政府政策的關係,我們更需要想一想。
七十年代以前,粵語流行音樂還成不了主流,與國語及歐美流行曲並存。以商業電台為例,本地口味主導的文化產品是廣播劇,著名的李我先生的「天空小說」正是表表者。後來,廣播劇的重要性減低,本地流行音樂亦開始得到兩個電台落力催谷。
以音樂為例,不少人批評公營的香港電台,沒有音樂文化多元化的使命。它拿着公帑,推動本地商業流行音樂,比起商台更落力。前者在1978 年已有十大中文金曲,當時商台則只有中文歌曲擂台陣,10年後,商台才有叱吒樂壇流行榜。90 年代初至中期,商業二台更曾只播放本土創作。電台選擇自己市場利基(niche),本身沒有什麼問題,但當香港只有兩個電台,幾個頻道,它的選取,便幾乎決定了本地音樂文化了。
後來政府多批出一個新城電台牌照,在改造本土流行音樂獨大的局面上,沒有幫助,本地獨立音樂,甚至是歐美不同種類的音樂,仍缺少大眾媒體空間。
未來多一個AM 電台,換了個港台台長,又會改變多少呢?
2008-03-06 《明報》 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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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in March 7th, 2008
幾十年後,如果我們的政府檔案處比現在開放,歷史學家應該好好翻查,最近聘請廣播處長這件小事中,有沒有相關部門的會議紀錄,應該可以了解政府的公共廣播政策。由小事看大局,本是搞社會及文化史的習慣。
現在既然沒有檔案可看,我只能猜。我猜,政府在考慮三類名單。
第一類名單,是港台的員工,可能只有助理廣播處長戴健文一個,當然是最有港台經驗,如果政府純粹要聘一個公務員,我想不到第二個適合人選。不過,事情總不「純粹」,第一輪已出局。最近港台員工搞出「撐港台」運動,要求獨立自主,你說,政府想將來的處長撐還是不撐?
第二類名單是鄭丹瑞及甘國亮等人。這些民營廣播機構猛人應該不少,據說,大部分沒有大學學歷,不過,你很難質疑他們的地位,他們的經驗又何止十五年?所以,張文光的確失言。值得問的是,為什麼這類人卻絕少加入公營廣播機構?政府現在是否想吸納這些人,招聘結果出來便知分曉。如果也落選,大概不是因為他們的經驗不足,而是政府對他們不「放心」。
放寬招聘條件後,也許會擴大第三類名單,周融先生算是一個。
但是,他代表怎樣的一類人?我也說不準,周先生的廣播業經驗似乎主要是主持《千禧年代》,其餘的豐富經驗都在報界及公關(廉署的高級新聞官)。至於人脈關係,旁人不知;不過,他的節目聽眾很清楚,他的政治立場較為高官接受。如果周先生真的當了處長,我們也許能窺探一點政府對公共廣播的部署。
「學歷歧視」與「度身訂做」都不是重點,重點是讓我們明白,香港的公共廣播本來就是非常非常政治的事。
2008-03-05,《明報》,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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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in March 5th, 2008
鄭經翰集資1.4 億,申請開辦AM 電台。是新事物?還是新瓶舊酒?
香港自1991 年新城電台成立之後,便再沒有新的電台出現。不是沒有人辦電台,而是政府不發牌。曾健成曾申辦電台,亦不得要領。鄭經翰若能成功,肯定是一件過去十多年來的媒體「創舉」。
然而,新瓶之外,我看到更多的舊酒。
看看鄭經翰這個新電台的股東名單,全是政經強人,有行政會議成員夏佳理,有銀行家兼前行會成員李國寶,以及前教育局長李國章等等,所有人都跟曾政府有深厚人脈關係,難怪鄭經翰會如此樂觀。
搞電台及電視台前,要搞好關係,讓政府放心,差不多就是殖民地時代以來的「秘訣」。不過,要打通的關係似乎頗深,所以香港的電台及電視台那麼少。
九十年代以前,唯一的民營電台商業電台,創辦人是何東家族後人何佐芝先生,七十年代的佳視牌照也是給他;等了幾十年才有新城,也是由深得政府信任的李嘉誠取得。至於無綫電視當年開台,單單邵逸夫不夠,還要伙拍利希慎家族。
反過來,搞電台可以幫助搞關係。自從鄭經翰封咪當選以來,坊間已傳出大班跟曾蔭權關係密切。這些關係如何,沒有清晰的證據。
不過,我更相信,鄭能控制的政商關係,會由這個電台開始。面對民間電台的挑戰,鄭大班的電台為政府分了不少憂。政府大可說:如果你有過億資本搞個AM 台,你也可以來申請,大氣電波一直也很開放啊!不過,阿牛你想搞什麼社區FM 台,發夢好了。
2008.3.4. 《明報》,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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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in March 5th, 2008
獨立媒體中人,文化研究教書匠。
談了好幾天「藝人自拍照」事件,現在想轉到另一件好像沒有連繫的事——民間電台事件。
許多人談這件事,通常聚焦在電訊條例、電台牌照、法律問題、公民抗命等。我比較感興趣的是,曾健成等人為何走進這種「不合時宜」的實驗?
先講「不合時宜」。許多搞技術的人,包括港台的電訊工程師,批評曾健成,都數碼年代了,幹嗎還去搞超短波這種二十世紀科技?所以,有人提議曾健成爭取將來的數碼電台廣播。但是,數碼電台談了十年,政府連時間表也沒有告訴我們。
雖是舊技術,民間電台卻很有實驗性。在此以前,我只知道香港也有「無線火腿族」(ham),但卻沒聽過有人自行搭建向公眾廣播的FM 電台。沒有人試,因為小市民都害怕犯法,而且,不少人也許同意政府的說法:香港的電台已夠了。
○六年底,我曾訪問過曾健成,當時電台已辦了一年。電台的錄音室距離他的區議員辦事處不遠,我能想像,民間電台運動對他來說,關乎他的政治事業。不過,香港很少人會像他及身邊的朋友一樣,用無線電來搞政治。他跟我訴說如何由鴨寮街到歐洲,購買各種平貴器材,到處找發射地點,試驗各種效果,邀請各類人馬來做節目等等,很有DIY 的味道,不像區議員幹的玩兒。
技術是舊的,欲望是新的,是○四年名嘴事件後催生出來的,阿牛肯定也是一位聽眾。
有人受夠了香港的媒體,嫌電台電視數目太少,內容及觀點太單調,想自己辦個新的。不管是「藝人自拍照」事件,還是民間電台事件,我都看到閱聽人的主動反擊。
2008.3.3,《明報》,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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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in March 4th,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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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喜歡與否,當大家快樂地到處分享名人私照,我們已明白,香港早已進入「閱聽人」(audience)的年代。
「閱聽人」這個翻譯有點生硬,不過,它比「觀眾」準確,又比「受眾」好得多,因為,面對五光十色的媒體世界,我們已不是「忍受」或「接受」了。唸過少許文化或媒體研究的朋友,當知道這已是常識。
許多年前,《神探俏嬌娃》(Charles’ Angels)電視劇在美國流行時,女觀眾追看之餘,總在眾女角打敗壞人後便關電視,因為,結尾查理這位男性波士對「靚女」的嘉獎,女觀眾已覺很無聊,她們只認同天使。不過,今天的觀眾不只關電視那麼簡單。
「閱讀人」的出現,對香港又有特別意義。香港媒體規管,外鬆內緊,看起來很自由,政府好像置身事外,其實不然。電視、電台受制政府保守的發牌制度,零二/零三年,香港只有兩個民營無線廣播電視台,一個有線電視,電台只有三個,其中一個更是官台。這麼少的媒體機構塑造了非常本土的文化環境。九成人坐在家裡同一時間看著無線同一個電視劇集,觀眾/聽眾看起來是一式一樣。
不是說觀眾都是傻瓜,不過,在港式主流媒體中,他們很少機會讓自己的聲音及身影顯現。互聯網的出現,為閱聽人開了一扇窗,所有媒體產品都可以在網上進行再次消費、創造:到處分享,「移花接木」,改歌詞,惡搞MV… …
百花齊放也好,群魔亂舞也好,我們的世界及時代已變,舊有的媒體規管已瓦解,難怪政府硬要管時,非常手忙腳亂,越管越亂。
《明報》,世紀版,20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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