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牧視野

沉寃得雪，可喜可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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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道」，是公民黨在這次選舉拋出來的理念。作為具分析性的政治理念，當然有失粗疏，但政治不是請客食飯，「公道」作為一個具政治動員的理念，有其效用及進步性，起碼不再只是公民黨一直標榜的程序理性，也涉及分配、空間及文化等公義問題。
公民黨拍出來的＜公道＞一片，算是近日選舉宣傳最好的作品。之前公民黨抄襲新加坡政府的Hip Hop只能說成功製造了眾議員活潑鬼馬的一面（可惜Rap的部份做得不好，唱與編排失色，頻頻甩beat），與香港現實還沒有建立象徵關係。但＜公道＞則嘗試結合香港處境，頗具挑戰性。
最令我印象深的是，導演成功創造一個具真實感的年青敘事者－－一名剛足十八歲的少女，這是個聰明的選擇。一方面創造了公民黨的青春感覺，這再次說明，年青的意義不一定要刻板印象式的「跳跳紥紥」（我之前所說的民主黨宣傳片敗筆），片中迷茫的少女在地鐵車廂中呆想，可能更具真實感與感染力；另一方面，少女眼神的憂鬱、迷茫（演技，演員及導演的表現應記一功），配以緩慢的鋼琴聲，成為香港未來的轉喻，即使觀眾不是十八歲，也能受到感應（也許因為我自己是教書的，所以更感受到這一點），她眼中的貧困、壓力、不公義、失落，又何止是十八歲少女的處境呢？
公民黨運用片中少女的「青春物語」，間接道出了政黨所關注的議題，並貫切在「公道」二字，算是高明的手法，至少精明地棄用老王賣瓜式的「口號政綱」。而且，更聰明的是，迴避了一些爭議或難解的議題，例如，最低工資問題（公民黨是否支持全面性立法？），又或者在職貧困與貧窮社區的問題（公民黨是否有更有效改善貧富懸殊的方案？）。
短片是好的，也道出不少市民的集體焦慮與情感，但對於一個「中間偏右」（我記得梁家傑是這樣說的）的政黨，實在太沉重了，只能令人感到公民黨會關心這些議題，跟市民一同呼吸。短片末段有一個頗為大的轉折（這亦是政治美學的特色，不需要或不能太具有邏輯性），當少女道出了各種對公義的追問，對現狀及前景不安及無力之後，最後唯一能體現自主的就是手上的一票，語氣稍為樂觀地說：「咁先至係最公道嘛」，接著便是公民黨的標誌。
公民黨提醒我們，「最公道」的選票可以交給公民黨，但短片中提及種種不公與期盼，無法自主難以改變的命運，又該如何面對？
延伸閱讀：
立法會選舉的城市表述之一－－公民黨的「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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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找我為某社福機構寫文章，當仁不讓，也曾欠下人家人情，不用稿費，也非常樂意。
要寫政府施政，批評特區政府、曾蔭權、北京政府、親北京人士少不了。文章寫好了，腦裡也一閃而過一個疑問：會否無法刊登？文章送交後，果然收到朋友的電話，不少較強烈或直接的批評也要刪掉，最令我驚訝的是所有「北京政府」也要消失。
我沒有怪責對方，但我也實在為難，在香港媒體寫稿快二十年了，從來沒有政治審查，自己不做，人家也不會做。這次，朋友在機構做事，我也不想令他為難，臨時抽稿我不介意，但不知會否難為了人家。最後，我接受某些內容刪除的「溫馨建議」，但有一些段落我仍然堅持不改，算是各行一步，不知機構及朋友最後會否接受。不過，對我來說，也是下為例。
香港的言論空間如何，社會控制如何，大概可以窺見一斑。
我也不是甚麼名家，我的文章沒有太多號召力，所以，沒有必要把自己陷於困難境地。這裡不妨呼籲一下，要審查，就請不用找我寫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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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被稱為「建制派」，它的宣傳短片也充份體現「建制美學」。這部短片不算出色，也不算創意非凡，但勝在簡潔而統一，跟民建聯過去的形象，甚至政府的宣傳都非常吻合。
資訊量盡量減少，但意象簡明更不惜重複相近的元素而加強感覺，是香港「建制美學」特點。全片以寧靜的海邊與小孩開首，不強調爭取甚麼，不像民主黨，沒有口號，反而是非常溫馨的「我祝願」，結合「經濟繁榮」，「和諧」與「穩定」，接著是團結一致，然後是「我地一齊實現」。這些意象抽象但熟悉，在官方宣傳下，它們之間已形成非常自然化（naturalized）的關係。
導演在政治美學上花了一點心思，海水的藍色，天空的藍色，以至民建聯的藍色衣服，是短片貫切的主色。而幾個候選人物的表情接近，製造「和顏悅色」的感覺，沒有繃緊的激動，製造親民與關懷的感覺，例如譚耀宗拾起小孩的祝願水瓶，向李慧琼發出「唔好做咁夜呀」的聲音以及她的微笑回應，曾鈺成買外賣時跟老闆說：「人人都話通脹，你都冇乜加價…」，這一切都盡量減低政治元素，強調日常生活（片中段曾鈺成與茶餐廳老闆交談）與經濟民生。而背景音樂亦不選擇節奏感太重，反而是較輕盈的。
民建聯似乎已很熟習這套官方美學，作為建制派政黨，跟政府以及眾官方機構互通款曲，所以，你會看到一些畫面跟《心繫家國》後來的畫面很相似，例如寫書法大字一幕最是明顯，跟近一兩年《心繫家國》的短片很一致：明明是抗戰激昂內容的國歌，卻配上歡欣平和的家庭及小孩畫面。
從民建聯的形象工程看，我有點懷疑所謂「鐵票論」，因為，它的宣傳似乎指向一群政治化不高的選民，如果是成功的話，高投票率並不一定不利民建聯，而它也不必單單依靠「鐵票」（所謂「鐵票」，反而是政治派別分明的選民）。
同時，也可窺見一些建制派與泛民之間的政治策略分別。由於泛民爭奪了不少八十年代以來的公民政治空間，例如遊行示威，以公共議題爭議起家，所以，建制派在這方面處於下風，它們的政治策略越來越不注重內容與爭議，反而注重經營形象及感覺。但是，政治與美學是密不可分的，更無可避免，經歷多年，雖然建制派的政治美學未達國際性的高水平（跟許多歐美國家及亞洲地區比較），但其經營已有長足的發展，漸漸發展成一個系統。但從之前我對民主黨選舉短片的分析，可以見到反對派的政治美學系統性不夠，花的心思及成本仍少，需下多番功夫。
下一篇我會再分析一下公民黨的Hip Hop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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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視野」
幾個麻甩佬站在羅湖海關搞邊科？
也許民主黨被建制派批評為「逢中必反」，所以，宣傳片上刻意強調中港視野，幾名重要候選人站在深圳幾個地標前，大喊We are ready（北京奧運的口號），究竟香港觀眾是否受落？還是觀眾不是香港人？民主黨本來有自己的中港視野（他們的源頭之一本來就是香港人支援愛國民主運動），可是，他們似乎傾向拾對手的牙慧，多於開發自己的中港視野。
活力
民主黨的宣傳片題目為《闖出新世代》，他們似乎想強調這個老牌民主派政黨具有新活力。所以，主題曲的節奏傾向明快，可是，畫面及內容卻與這種節奏明快配搭不起來。
由於宣傳片仍以多位候選人作為主角，而候選人的年齡又多是中年以上，除了鄺俊宇的招牌街舞外，其他候選人的動作及節奏很難配合。例如，開首不久時，何俊仁、李永達及張賢登玩跳大繩，動作生硬，音樂節奏及跳大繩與他們難以配合，尤其以張賢登在旁拍掌（00:49），更令人覺得兀突，予人扮細路的感覺。其實，不必如此，民主黨以及其短片導演對活力理解大狹隘了，多看經典的青春片，應該有幫助。
此外，其他幾個象徵性的動作，節奏感不強，與音樂及歌曲配合不起來，例如拋繩球，就不必多說了。
特效動畫
短片中的候選人及市民在空氣中畫出一些圖案，也許由於預算有限，動畫特效比較粗糙。不過，最不足的，可能是圖案的主題及象徵意義不夠突出。這可能跟民主黨一直期望成為跨階層政黨有關，例如，張賢登畫出大廈後加兩個人形，涂謹申畫出象徵司法公義的天秤，黃成智又畫上風箏等，顯得頗為雜亂，難以統一。不過，這可能就是民主黨要予人的印象，各個政策增面也照顧到。
不過，我仍然認為，短片既然是快速及短暫的宣傳，如何把各資訊統一在簡單的符號甚至氣氛，是非常重要。太多資訊反而變成無法辨認的噪音。
堅定可信
除了闖出新世代外，「堅定可信」是另一句經常重複的口號。民主黨是否「堅定可信」不是本文要討論的主題，不過，如何以影象來產生「堅定可信」的感覺呢？短片中除了不斷喊這句口號外，便只能依賴民主黨過去在眾多社會議題上都發聲，許多拉橫額、舉牌、遊行等的片段，奇怪的是不少竟是硬照。也許說明民主黨缺乏長期的文宣工作，包括保存歷史性錄像片段，沒有保存也應盡量向電視台買回來，這似乎亦是預算大限的結果。
要強調堅定可信，其實可以強調歷史向度，既然民主黨具有較長的歷史，為甚麼不突出這方面呢？是因為覺得香港人不愛歷史，只顧目前與未來？
從策略上，民主黨的宣傳短片還是資訊及象徵太多太雜，沒有形塑統一的意象、感覺與氣氛，也沒有抓住自己在香港民主運動的歷史位置。是技巧的問題？還是反映民主黨的本身的結構與特性？值得民主黨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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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有一個國家，即將舉行戶外大型閱兵，領導當然希望天朗氣清。可是，颱風卻迫近，天文台為了不要破壞「氣氛」，所以，低調處理一切颱風消息，連驟雨也不敢多說。
看現在香港的電視新聞，就有這種感覺。
你只要比較一下別的地方電視台，你會發現，全香港的電視台新聞都成了北京奧運的宣傳機器，重複又重複，我不明白，記者是否會做得很悶，觀眾一定已經麻木了。香港記者在北京或中國其他地方，很少去探索跟奧運主題不協調的新聞，奧運的內幕更不用提了。也許，就是有心記者做了，回到香港也會被剪掉。
如果你有Now，我建議大家去看Al Jazeera的英文頻道，即半島電視台，好看多了，具有國際視野，也可以避開美國中心的國際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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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都市重建，總有兩種對立觀點。市建局總認為香港人（包括他們自己）滿身銅臭，所有爭議都是錢作怪，反對重建計劃的人都是想要一個好價錢。反對重建的人近年則多以「保育」為理據反對，拒絕談錢，前陣子的利東街居民是為一經典例子。
七月十五日，應中西區關注組羅雅寧小姐（下簡稱Katty）的邀請，前往士丹頓街64號參觀，它是一幢位處市建H19項目內剛修復過的唐樓。她說，市建局正在收購項目範圍的物業，它向媒體宣傳，收購價是歷來最高，達9986元一呎。但是，坊間傳聞收購並不順利，只及百分之十，而聽街坊說，多個地產財團已到該區「落釘」。在這種情況下，去年十二月周立明小姐花了三千萬買下及修葺士丹頓街64號，更顯得不尋常。
周小姐多次強調，她買下這幢連地舖四層舊樓，並不是為炒賣投機，而是看中了這個具有文化歷史價值的地區。而且，她知道，政府打算活化保育該物業前面的前警察宿舍，亦即中央書院原址，若果維持該區低密度的狀態，是個很理想的家居辦公（Soho）樓宇。她的本行是全球性策略性投資，擁有一個有特色的辦公室是她的夢想。
周小姐說：「我覺得是物有所值的。我們不用跟人家一起早上上班迫Lift，那些商廈又一式一樣。在這裡，我們公司員工可以很方便來上班，外國來出差的同事也可以在頂樓住，早上來上班很方便。」周小姐說，這種舊樓復修成的辦公室在紐約以至其他西方國家很普遍。三月份，她雖然接到市建局的收購信件，但她說無意出售。
筆者參觀過這幢復修後的唐樓，大部份舊有的氣息沒有了，非常新穎精緻，不過，業主還是保留及復現了一些舊日痕跡，例如木窗框及扉，原有的樓梯及扶手，外面固然煥然一新，但亦讓人看到過去建築的高度。周小姐的妹妹是建築師，夥拍同時建築師的林啟麟，為這幢唐樓設計復修，花了不少心思，例如，盡量利用及擴大原有唐樓的採光，使用舊式鐵閘，以及再利用一些建築物料，製作了一個活動的玻璃記事板。
周小姐說，她很喜歡華人過去的下舖上居方式，這次她得以用縉紳化（gentrification）的方式，保留及發展這種空間特色。這種發展方式，其實與旁邊蘇豪區的發展類同。
市建局大概私下懷疑周小姐的企圖，不過，中西區關注組的Katty則認為，舊樓復修的更新模式是可取的，可以保留一點原貌，亦可以減低高密度的發展壓力。據周小姐說，復修成本大約是一千元一呎，相當便宜，但市建局似乎仍屬意拆去絕大部份舊樓，興建三十層高的住宅，只保留永利街尾三座唐樓。
所以，爭議點其實不在留與不留，而是哪一種發展方式，以及由此而牽引出的社會關係。

雖然周小姐說，喜歡這一區的「低密度」，但對當區居民來說，越來越高的密度已是他們面對的現在與未來。中西區關注組的Katty與孫小姐，前者住在金堅大廈，後者住在雍翠臺。她們認為，不應該再增加密度了，孫小姐甚至說，她自己當初住進雍翠臺時，也不懂自己原來買了及住了「屏風樓」，把後面永利街的舊樓擋住了。而且，他們亦擔心，未來興建三十層高住宅，亦會令附近的舊樓及擋土牆的結構及土力安全構成危險。
八十歲的李澤裕先生，做了印刷行業五十多年，在永利街開店也有三十多年，他是一名租客，對那些所謂「天價」沒有興趣，租客及營商賠償也是其次，他希望的是保留多一些永利街的舊樓，特別是那些印刷廠，成為印刷業博物館，就像他保留大量鉛字粒一樣。

士丹頓街64號旁旳一幢五層高大廈，業主之一譚先生坦言，他的「保育」訴求跟金錢考慮有關。他說，雖然市建局提出的收購價是接近萬元一呎，但價錢是按居住及商用樓面面積計算，可是，市建局要的其實是土地，中上環這一帶極其珍貴的土地，高昂的土地價值最後去到地產商及市建局手上。他認為，這種交換不公道，他既然覺得這種交換不公道，不高興，應該有權不賣，不如爭取「保育」更令他「順氣」。而且，在他接觸市建局的過程中，他很不滿市建的高級職員的態度很高傲，總是把居民及業主標籤為貪得無厭之徒，又看不起他們的社會地位，以至對發展方案的意見。
譚先生的邏輯，我自己並不完全認同，不過，若有人把他看成唯利是圖之輩，我覺得實在有欠公允。他的想法及分析，其實道出了一個事實：市建局就是發展商，開發土地，不過，它是擁有政府權力的發展商，例如，它最後可以用「公共利益」之名強制官地收回。既然市建局玩的是地產遊戲，那便不免觸發各種金錢的遊戲，地產商更勇於投入這場遊戲，小業主各種金錢考慮為甚麼就是貪婪呢？
兩年前，住在士丹頓街的呂小姐是這個遊戲的受害者。她當年是一位租客，住在唐樓已有五十多年，帶著一位有自閉症的兒子。她曾希望重建快點來，她不期望有大筆的賠償，只希望可以安置她到公共房屋，可是，這個前土發項目的進展，比地產商慢，地產商看準時機，買下唐樓業主的業權。新業主為了省錢賠償，威逼租客搬走，甚至多次偷偷派人剪去屋外的自來水管，弄得眾租客家無寧日，最後無奈搬走，跟業主對簿公堂亦輸了。由於搬走了，市建局亦拒絕安置她，日後是否得到賠償更是未知之數。　
市區重建局總是懷疑全世界都像它自己以及它的盟友一樣貪婪。也許，人類都有點自利，不過，並不代表我們就不能對社區有感情，對歷史有承擔，對公義有堅持，總不能犬儒地相信所有這些感情與堅持，都是金錢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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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五百億美元用來進行國際性社會性投資，你會用來做甚麼？
這是Bjørn Lomborg的問題，他是Copenhagen Consensus計劃的發起人，他從2004年開始，邀請一些諾貝爾得獎者在哥本哈根共同討論，各種社會投資對促進全球福利（global welfare）發展的成本效益。
他列出大約三十種環保、扶貧、教育、衛生等工作的優先次序，當中最受爭議的是有關含碳廢氣排放（carbon emission）的優先序，由2004年開始，它已是最不合乎成本效益了。最近成員之一Finn E Kydland指出，一百年內花八千億美元推行減排CO2，只會令全球氣下降攝氏0.2度。
這當然引起推動京都協議的人士（包括經濟學家）的反對，例如，著名的Jeffrey Sachs；而前地球之友主席Tom Burke則指出，成本效益的分析，在一些簡單的選擇中較有用，例如，前面兩條公路，用哪一條較合乎成本效益。但是，像環境問題這樣複雜的事，甚麼是成本，甚麼是效益，則是非常複雜的。
不過，只要不要過份閱讀這些經濟學家的分析，仍然有些啟發的。Finn E. Kydland指出，開發低碳排放能源可能更有效。此外，控制室外空氣污染的措施，例如汽車廢氣過濾裝置，成本高昂，對已發展國家可能效益不差，但是，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則非常昂貴，反而，多花錢在控制室內空氣污染可能對發展中國家人民更有效，每年有一百五十萬人因為使用固體燃料（例如中國的煤）作煮食而死亡，只需二十三億便可以令一半發展中國家人口得到改善的爐具。
他們最推祟的，是提供微量營養予貧窮的兒童，只要六千萬美元便可以為80%有需要的兒童得到鋅及維他命A。
不過，這群專家是對國際自由貿易的大好友，他們把推動世貿多哈發展議程視為第二最具成本效益的措施。批判自由貿易的人士會不同意這個看法，而且，正如Joseph Stiglitz指出，美國及歐洲政府似乎不大喜歡多哈會談所承諾的－－大幅減少對補貼農作物的補貼，這個所謂最具「成本效益」的措施，似乎也沒有多大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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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出新書，還沒有看內容，但她的文章我拜讀過，記憶中也有談到街貓，值得推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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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鎮瑋，今年二十四歲，年初時跟眾多網民一樣，觀看藝人裸照，並順手在討論區發佈，結果，被判發佈「淫褻物品」，認罪，結果… …
裁判官說，要看「背景報告」，才判刑，被告要還柙至七月二十四日，一坐就是三星期。
我不知道發佈「淫褻物品」要被罰多少，但是，知道之前，他又成為另一位被拋進黑洞的小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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