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牧視野

(明報)10月19日 星期日
編輯愈來愈像我的中文科老師，她出題，我交作業。這星期是「克魯明（Paul Krugman，又譯克魯格曼）與香港」，最好講一下曾蔭權 。
這題目難度高。首先，我不想大家以為我真的很懂克魯明這位諾貝爾經濟學得主。經濟學理論方面，我是門外漢，雖然，每星期都追看這位「最入世」經濟學家在《紐約時報》的專欄。看他的文章，學不懂經濟學，也可以學點其他。除了文筆外，學點經濟學詞彙也不錯﹕銀行之間收緊借貸，是「流動性陷阱」（liquidity trap）的表現；也學點國際金融爭議﹕政府應該出錢買毒債，還是注資？也學點美國 政治﹕麥凱恩（John McCain）背後的智囊裏，已沒有什麼有地位的經濟學家了，而奧巴馬（Barack Obama）起碼有兩位諾貝爾獎得主支持他，一位是克魯明，另一位是施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左右翼政治價值對抗
香港媒體稱克魯明是「入世」經濟學家，與香港的「上鏡」經濟學家不同。後者裝扮得沒有黨派背景，卻代表了「經濟學界」，進而代表了「經濟學」，甚至是「經濟規律」（通常「經濟」又會等同「市場」）。有規律，沒有爭議，只有你們凡夫俗子不懂經濟學，爭取福利與最低工資，亂搞自由市場。所以，當記者請教本地「最上鏡」經濟學家誰是克魯明時，他竟會說克魯明是支持自由貿易的。
這個答案就好像說小說家鼓勵大家創作一樣，意義不大。反過來，這位本地「上鏡」經濟學家的反應卻最能說明，香港主流社會在金融危機中仍然「矇查查」，只懂重複自己的意識形態，而不知國際經濟及社會思想大勢的轉變，據克魯明說，凱恩斯理論從九十年代開始，已開始復蘇。故此，曾蔭權（或劉兆佳 老師？）搞錯「第三條道路」（Third Way）並不是偶然的。
新凱恩斯主義的克魯明成為時尚，華爾街金融危機，甚至即使民主黨獲勝，也不一定代表凱恩斯年代的勝利，政府干預必勝。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各種環繞「經濟」的爭議，既要回歸學術，也要回到左右翼的政治價值對抗，「上鏡」經濟學家的言論不能代替公眾討論，而由他們所宣揚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更不能主導一切。克魯明說，推動它的新右保守主義也不應長期主宰民主政治，其實，不要說美國，今天的香港也不再是佛利民夫婦來山頂拍攝Free to Choose 的八十年代了，只是有人不想我們在意識上走出過去。
在美國，隨着兩黨總統候選人的爭辯，總算把經濟爭議放回社會現實，以及公共政策的辯論上。香港呢？
一個自由派的良心
曾蔭權如果「有種」，他可以當個大右派，拾戴卓爾（Margaret Thatcher）的牙慧說﹕哼！社會民主連線？根本就沒有「社會」這回事！捍衛最後的自由經濟堡壘，強調個人選擇與傳統價值。不過，曾特首不會，更不敢乘着十大基建，提出中間偏左的凱恩斯主義味道的改革。他的政權要做到任何社會與政治視野，特別是經濟問題，不是右，也不是左，是他標榜自己的「中庸」之道，換言之，只想做好呢份工！
他自己也老實，沒有令我們有太多的幻想與憤怒，可憐長毛毓民扔的香蕉也不夠激情。曾蔭權的施政報告提及「危機」，只能重複老調牙的「轉危為機」﹕多搞一個委員會只是港式政治家的慣技；至於經濟政策哲學，仍然在「小政府大市場」的圈子裏打轉，不敢越雷池半步。他拒絕增加社會福利與保障便算了，犯不著要在「生果金」的入息審查上跟我們諸多計較，虛耗大家的光陰與口水。十大基建與最低工資似乎有點「左味」，但純粹巧合，他自己亦無意高調。
黃毓民要向曾蔭權贈送社會民主的書，恐怕中庸的他又會讀成「極左」了。網上有人發起一人一書送特首，我會送克魯明的近著《一個自由派的良心》（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我的要求很卑微，只望特首知道，西方政治光譜上的極左與極右之外，不是「中庸」（那是儒家概念呀），起碼還有「自由派」。
曾式「中庸」糊塗帳
克魯明的「自由派」，接近中間偏左。他站在二十一世紀的大蕭條，回望美國上次的大蕭條，但少講經濟，卻大談歷史與政治。他先談始自三十年代的羅斯福「新政」（New Deal），如何締造一個中產社會，與西歐一起建立福利民主國，以及戰後二十年的大繁榮。可惜，新保守主義慢慢匯聚成一股運動，營造成強勢意識形態，聚合民眾不滿，自七十年代起接管共和黨，甚至感染民主黨。推行減稅，放鬆市場規管，讓富人的財富效應更大，讓工人的社會保障更少。布殊（George W. Bush）的右翼保守主義，更把美國政府變成窮兵黷武的戰爭機器，而自由化政策使華爾街敗象畢露。
當愈來愈多美國人看得起病，付不起藥費時，克魯明在書的結尾，先講醫療及社會保障改革，再提出要復興「新政」的訴求，呼召自由派的「進步運動」，要以民主政府的政策，重建相對平等及公義的社會；當然，把奧巴馬推上總統位置是其中一步。
克魯明說的「運動」，的確是來勢洶洶，身在香港的我偶爾也會碰到，例如Michael Moore的《美國清一Sick檔案》講醫療危機；前陣子在網上發現，親民主黨的語言學家George Lakoff大談如何在政治語言上，為民主黨取得道德勝利。而奧巴馬提出的政綱、議題及口號，在網上及傳統媒體早已有人遙遙呼應。
香港有沒有克魯明這樣的經濟學家，我不介意，我倒想知道，香港的「進步運動」會在哪裏？我沒有答案，但起碼我學懂，有左右對峙的學理與政治爭議，而不應再沉溺在曾式「中庸」的糊塗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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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10月6日
由雷曼兄弟及AIG問題引發的美國 金融市場波動，媒體稱為「金融海嘯」，遠在香港的我們，好像被幾十呎巨浪捲起，然後又冲回岸上。恒生指數急挫反彈，除了說股市有升有跌，告誡股民要管理好自己的資產及投資外，香港大部分評論人好像沒有什麼可以說了。更可笑的是，有本地經濟學家竟然說，財富縮水，可能令我們更努力工作，經濟必定回升。
所以，我只好求教香港以外的評論。簡單來說，近日的討論，是要求我們重新理解金融市場，以至資本主義。
許多人認為，次按風暴不是突然的海嘯或地震。它直接來自兩大原因：第一是「廉價的信貸」，第二是「金融創新」。很大程度上，是過去10多年來美國政府，特別包括前任聯儲局 主席格林斯潘造成的，包括取消金融市場規管（deregulation）及壓低利率的結果，讓金融機構更易進入市場，競爭激烈，更促發創造各種投資工具及市場，像次按的「債務低押債券」（CDO, 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前陣子，克林頓時代的財長魯賓（Robert Rubin）也說，他自己亦不完全弄明白這種遊戲，他老人家可是花旗銀行行政委員會主席呢！
稱「迷你債券」為毒債不為過
所以，難怪買了「迷你債券」的香港市民「死咗都唔知咩事」。直至執筆之時，這些債券是以什麼CDO及其他資產作抵押，這些CDO背後有什麼，仍然是撲朔迷離。這明顯是一個金融市場透明度的問題。經過重重包裝，變作結構性投資工具，抵押品的價值與風險不清楚，所以，有任何風吹草動，大家便往最壞方向想，特別是雷曼兄弟倒閉後，更覺稱它們為毒債（TD, toxic debt）不為過。
換言之，市場的透明度高低與金融市場「自由化」並沒有必然關係。10年前的亞洲金融風暴，美國政府與國際貨幣基金會曾批評韓國，指危機的由來是信貸市場不透明，國營銀行濫發信貸予企業。如果這算是「亞洲」的不透明，那麼，強調金融市場化的美國，也有另一種不透明性，而且，所引發的問題可以更大。看不清抵押資產是什麼的情况下，許多銀行及投資機構只預期資產價值上升，便已參與其中，發行、分銷及炒賣相關票據不亦樂乎，而美國的平民百姓亦可以較低成本進入房產市場，還可以借未來錢來消費，金融市場與房貸市場真的「自由化」起來。
1980年代屬凱恩斯主義傾向的Susan Strange在《賭場資本主義》一書中認為，金融業就是投機賭博，在不確定性競逐利潤，展現人性的貪婪本性；有趣的是，最近屬右翼的美國共和黨候選人麥凱恩亦用「賭場」來形容華爾街。不過，英國金融觀察家Daniel Ben-Ami卻持相反論調，他認為，投資機構不是利用市場不透明性來豪賭，而是在不確定的環境下把風險分散開去。他指出，許多結構性投資工具，本來是用作分擔風險，包括港人熟知的期指及窩輪，到以按揭或其他債券為基礎的資產，以至一層又一層包裝上去的票據（包括所謂「迷你債券」），都是投資者用來分擔風險的工具。故此，金融業是建基於恐懼，而主要不是貪婪。回應Strange，他寫了一本書，名為《懦夫資本主義》（Cowardly Capitalism）。
近日情况恐懼肯定壓過貪婪
恐懼與貪婪也許並不相互排斥，甚至可以在一個人身上同時出現，作為集體的機構與市場更不用說了。哪一方面佔上風，則看時勢。近日的情况，恐懼肯定壓過貪婪。Ben-Ami的洞察，讓我們重新閱讀保爾森的7000億救市方案。
英語國家近日許多人討論Luigi Zingales的《為什麼保爾森錯了？》，作者幾年前與人合寫《從資本家手上挽救資本主義》。他是市場的大好友，但卻討厭資本家，或者說是市場上的寄生階級，他們只想「搵着數」，不喜歡「真正」的市場，不願承擔風險及損失。Zingales說，投資機構資不抵債，本來可以按破產保護法第11章，與債權人股債互換，減少負債比率。不過，危機迫在眉睫，Zingales也認為政府要做事，但要做的不是「救市」（「bailout」），而是強制債權人減債，以換股或認股權（有點像第三世界減免債項）。有研究指出，在大蕭條時美國政府便幹過類似的事，而歷史資料說明是有效的，公司沒有每况愈下，亦頗合私有產權制度。但保爾森不選擇這種做法，是因為金融大鱷（即Zingales說的「資本家」）不想自己承擔損失，而希望納稅人（及持有美國政府資產的政府，即它們的納稅人）買掉他們已變壞的資產。
救市應爭論﹕令方案較合乎「社會公平」
換一個說法，就是有這麼一群資本家，環境好時，盡量賺錢放進自己的口袋（貪婪），環境壞時，盡量想辦法把損失社會化（socialize），叫大家來一起分擔風險。其實，對於那些投資機構的高級管理層而言，他們到底有多少損失，我很懷疑。去年，當次按初現敗象時，華爾街的高層分紅，平均只下降了2%至3%，現在許多公司破產，他們又可以拿着豐厚的遣散費離場。
所以，現在救市方案的爭論焦點，似乎不在於是否及如何能救市，因為，沒有人知道那些毒債到底還值多少錢，美國政府是否真的可以「撈底」，令市場回復向上勢頭。更應關心的是，如何能令方案較合乎「社會公平」，不過，怎樣做也總會有人質疑不公平，而且都很言之成理。難怪不少分析員指，支持與反對方案，不是兩黨之爭，而是精英議員與基層議員之爭，平民百姓絕對可以問，憑什麼要我們付錢去清理他們的爛帳！？民主黨的修訂，只是讓人覺得救市方案較公平而已。
不過，金融精英的確有所「憑」，他們早已挾持了政府甚至全世界：不救我們的爛攤子，很可能會有骨牌效應！套一句Ben-Ami的話，在《懦夫資本主義》裏，沒有人敢去賭，只求多一點人來一起分擔風險。克魯曼（Paul Krugman）說，當年前聯儲局主席「雪茄伏」（Paul Volcker）敢以20厘利率來降伏通脹，不理許多靠借貸的公司的死活，不過，最近「雪茄伏」卻是最先提出要入市的人。你可以想像一下，我們今天活在怎樣的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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