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道」，是公民黨在這次選舉拋出來的理念。作為具分析性的政治理念，當然有失粗疏，但政治不是請客食飯，「公道」作為一個具政治動員的理念，有其效用及進步性，起碼不再只是公民黨一直標榜的程序理性，也涉及分配、空間及文化等公義問題。
公民黨拍出來的＜公道＞一片，算是近日選舉宣傳最好的作品。之前公民黨抄襲新加坡政府的Hip Hop只能說成功製造了眾議員活潑鬼馬的一面（可惜Rap的部份做得不好，唱與編排失色，頻頻甩beat），與香港現實還沒有建立象徵關係。但＜公道＞則嘗試結合香港處境，頗具挑戰性。
最令我印象深的是，導演成功創造一個具真實感的年青敘事者－－一名剛足十八歲的少女，這是個聰明的選擇。一方面創造了公民黨的青春感覺，這再次說明，年青的意義不一定要刻板印象式的「跳跳紥紥」（我之前所說的民主黨宣傳片敗筆），片中迷茫的少女在地鐵車廂中呆想，可能更具真實感與感染力；另一方面，少女眼神的憂鬱、迷茫（演技，演員及導演的表現應記一功），配以緩慢的鋼琴聲，成為香港未來的轉喻，即使觀眾不是十八歲，也能受到感應（也許因為我自己是教書的，所以更感受到這一點），她眼中的貧困、壓力、不公義、失落，又何止是十八歲少女的處境呢？
公民黨運用片中少女的「青春物語」，間接道出了政黨所關注的議題，並貫切在「公道」二字，算是高明的手法，至少精明地棄用老王賣瓜式的「口號政綱」。而且，更聰明的是，迴避了一些爭議或難解的議題，例如，最低工資問題（公民黨是否支持全面性立法？），又或者在職貧困與貧窮社區的問題（公民黨是否有更有效改善貧富懸殊的方案？）。
短片是好的，也道出不少市民的集體焦慮與情感，但對於一個「中間偏右」（我記得梁家傑是這樣說的）的政黨，實在太沉重了，只能令人感到公民黨會關心這些議題，跟市民一同呼吸。短片末段有一個頗為大的轉折（這亦是政治美學的特色，不需要或不能太具有邏輯性），當少女道出了各種對公義的追問，對現狀及前景不安及無力之後，最後唯一能體現自主的就是手上的一票，語氣稍為樂觀地說：「咁先至係最公道嘛」，接著便是公民黨的標誌。
公民黨提醒我們，「最公道」的選票可以交給公民黨，但短片中提及種種不公與期盼，無法自主難以改變的命運，又該如何面對？
延伸閱讀：
立法會選舉的城市表述之一－－公民黨的「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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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找我為某社福機構寫文章，當仁不讓，也曾欠下人家人情，不用稿費，也非常樂意。
要寫政府施政，批評特區政府、曾蔭權、北京政府、親北京人士少不了。文章寫好了，腦裡也一閃而過一個疑問：會否無法刊登？文章送交後，果然收到朋友的電話，不少較強烈或直接的批評也要刪掉，最令我驚訝的是所有「北京政府」也要消失。
我沒有怪責對方，但我也實在為難，在香港媒體寫稿快二十年了，從來沒有政治審查，自己不做，人家也不會做。這次，朋友在機構做事，我也不想令他為難，臨時抽稿我不介意，但不知會否難為了人家。最後，我接受某些內容刪除的「溫馨建議」，但有一些段落我仍然堅持不改，算是各行一步，不知機構及朋友最後會否接受。不過，對我來說，也是下為例。
香港的言論空間如何，社會控制如何，大概可以窺見一斑。
我也不是甚麼名家，我的文章沒有太多號召力，所以，沒有必要把自己陷於困難境地。這裡不妨呼籲一下，要審查，就請不用找我寫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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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被稱為「建制派」，它的宣傳短片也充份體現「建制美學」。這部短片不算出色，也不算創意非凡，但勝在簡潔而統一，跟民建聯過去的形象，甚至政府的宣傳都非常吻合。
資訊量盡量減少，但意象簡明更不惜重複相近的元素而加強感覺，是香港「建制美學」特點。全片以寧靜的海邊與小孩開首，不強調爭取甚麼，不像民主黨，沒有口號，反而是非常溫馨的「我祝願」，結合「經濟繁榮」，「和諧」與「穩定」，接著是團結一致，然後是「我地一齊實現」。這些意象抽象但熟悉，在官方宣傳下，它們之間已形成非常自然化（naturalized）的關係。
導演在政治美學上花了一點心思，海水的藍色，天空的藍色，以至民建聯的藍色衣服，是短片貫切的主色。而幾個候選人物的表情接近，製造「和顏悅色」的感覺，沒有繃緊的激動，製造親民與關懷的感覺，例如譚耀宗拾起小孩的祝願水瓶，向李慧琼發出「唔好做咁夜呀」的聲音以及她的微笑回應，曾鈺成買外賣時跟老闆說：「人人都話通脹，你都冇乜加價…」，這一切都盡量減低政治元素，強調日常生活（片中段曾鈺成與茶餐廳老闆交談）與經濟民生。而背景音樂亦不選擇節奏感太重，反而是較輕盈的。
民建聯似乎已很熟習這套官方美學，作為建制派政黨，跟政府以及眾官方機構互通款曲，所以，你會看到一些畫面跟《心繫家國》後來的畫面很相似，例如寫書法大字一幕最是明顯，跟近一兩年《心繫家國》的短片很一致：明明是抗戰激昂內容的國歌，卻配上歡欣平和的家庭及小孩畫面。
從民建聯的形象工程看，我有點懷疑所謂「鐵票論」，因為，它的宣傳似乎指向一群政治化不高的選民，如果是成功的話，高投票率並不一定不利民建聯，而它也不必單單依靠「鐵票」（所謂「鐵票」，反而是政治派別分明的選民）。
同時，也可窺見一些建制派與泛民之間的政治策略分別。由於泛民爭奪了不少八十年代以來的公民政治空間，例如遊行示威，以公共議題爭議起家，所以，建制派在這方面處於下風，它們的政治策略越來越不注重內容與爭議，反而注重經營形象及感覺。但是，政治與美學是密不可分的，更無可避免，經歷多年，雖然建制派的政治美學未達國際性的高水平（跟許多歐美國家及亞洲地區比較），但其經營已有長足的發展，漸漸發展成一個系統。但從之前我對民主黨選舉短片的分析，可以見到反對派的政治美學系統性不夠，花的心思及成本仍少，需下多番功夫。
下一篇我會再分析一下公民黨的Hip Hop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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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視野」
幾個麻甩佬站在羅湖海關搞邊科？
也許民主黨被建制派批評為「逢中必反」，所以，宣傳片上刻意強調中港視野，幾名重要候選人站在深圳幾個地標前，大喊We are ready（北京奧運的口號），究竟香港觀眾是否受落？還是觀眾不是香港人？民主黨本來有自己的中港視野（他們的源頭之一本來就是香港人支援愛國民主運動），可是，他們似乎傾向拾對手的牙慧，多於開發自己的中港視野。
活力
民主黨的宣傳片題目為《闖出新世代》，他們似乎想強調這個老牌民主派政黨具有新活力。所以，主題曲的節奏傾向明快，可是，畫面及內容卻與這種節奏明快配搭不起來。
由於宣傳片仍以多位候選人作為主角，而候選人的年齡又多是中年以上，除了鄺俊宇的招牌街舞外，其他候選人的動作及節奏很難配合。例如，開首不久時，何俊仁、李永達及張賢登玩跳大繩，動作生硬，音樂節奏及跳大繩與他們難以配合，尤其以張賢登在旁拍掌（00:49），更令人覺得兀突，予人扮細路的感覺。其實，不必如此，民主黨以及其短片導演對活力理解大狹隘了，多看經典的青春片，應該有幫助。
此外，其他幾個象徵性的動作，節奏感不強，與音樂及歌曲配合不起來，例如拋繩球，就不必多說了。
特效動畫
短片中的候選人及市民在空氣中畫出一些圖案，也許由於預算有限，動畫特效比較粗糙。不過，最不足的，可能是圖案的主題及象徵意義不夠突出。這可能跟民主黨一直期望成為跨階層政黨有關，例如，張賢登畫出大廈後加兩個人形，涂謹申畫出象徵司法公義的天秤，黃成智又畫上風箏等，顯得頗為雜亂，難以統一。不過，這可能就是民主黨要予人的印象，各個政策增面也照顧到。
不過，我仍然認為，短片既然是快速及短暫的宣傳，如何把各資訊統一在簡單的符號甚至氣氛，是非常重要。太多資訊反而變成無法辨認的噪音。
堅定可信
除了闖出新世代外，「堅定可信」是另一句經常重複的口號。民主黨是否「堅定可信」不是本文要討論的主題，不過，如何以影象來產生「堅定可信」的感覺呢？短片中除了不斷喊這句口號外，便只能依賴民主黨過去在眾多社會議題上都發聲，許多拉橫額、舉牌、遊行等的片段，奇怪的是不少竟是硬照。也許說明民主黨缺乏長期的文宣工作，包括保存歷史性錄像片段，沒有保存也應盡量向電視台買回來，這似乎亦是預算大限的結果。
要強調堅定可信，其實可以強調歷史向度，既然民主黨具有較長的歷史，為甚麼不突出這方面呢？是因為覺得香港人不愛歷史，只顧目前與未來？
從策略上，民主黨的宣傳短片還是資訊及象徵太多太雜，沒有形塑統一的意象、感覺與氣氛，也沒有抓住自己在香港民主運動的歷史位置。是技巧的問題？還是反映民主黨的本身的結構與特性？值得民主黨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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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有一個國家，即將舉行戶外大型閱兵，領導當然希望天朗氣清。可是，颱風卻迫近，天文台為了不要破壞「氣氛」，所以，低調處理一切颱風消息，連驟雨也不敢多說。
看現在香港的電視新聞，就有這種感覺。
你只要比較一下別的地方電視台，你會發現，全香港的電視台新聞都成了北京奧運的宣傳機器，重複又重複，我不明白，記者是否會做得很悶，觀眾一定已經麻木了。香港記者在北京或中國其他地方，很少去探索跟奧運主題不協調的新聞，奧運的內幕更不用提了。也許，就是有心記者做了，回到香港也會被剪掉。
如果你有Now，我建議大家去看Al Jazeera的英文頻道，即半島電視台，好看多了，具有國際視野，也可以避開美國中心的國際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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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都市重建，總有兩種對立觀點。市建局總認為香港人（包括他們自己）滿身銅臭，所有爭議都是錢作怪，反對重建計劃的人都是想要一個好價錢。反對重建的人近年則多以「保育」為理據反對，拒絕談錢，前陣子的利東街居民是為一經典例子。
七月十五日，應中西區關注組羅雅寧小姐（下簡稱Katty）的邀請，前往士丹頓街64號參觀，它是一幢位處市建H19項目內剛修復過的唐樓。她說，市建局正在收購項目範圍的物業，它向媒體宣傳，收購價是歷來最高，達9986元一呎。但是，坊間傳聞收購並不順利，只及百分之十，而聽街坊說，多個地產財團已到該區「落釘」。在這種情況下，去年十二月周立明小姐花了三千萬買下及修葺士丹頓街64號，更顯得不尋常。
周小姐多次強調，她買下這幢連地舖四層舊樓，並不是為炒賣投機，而是看中了這個具有文化歷史價值的地區。而且，她知道，政府打算活化保育該物業前面的前警察宿舍，亦即中央書院原址，若果維持該區低密度的狀態，是個很理想的家居辦公（Soho）樓宇。她的本行是全球性策略性投資，擁有一個有特色的辦公室是她的夢想。
周小姐說：「我覺得是物有所值的。我們不用跟人家一起早上上班迫Lift，那些商廈又一式一樣。在這裡，我們公司員工可以很方便來上班，外國來出差的同事也可以在頂樓住，早上來上班很方便。」周小姐說，這種舊樓復修成的辦公室在紐約以至其他西方國家很普遍。三月份，她雖然接到市建局的收購信件，但她說無意出售。
筆者參觀過這幢復修後的唐樓，大部份舊有的氣息沒有了，非常新穎精緻，不過，業主還是保留及復現了一些舊日痕跡，例如木窗框及扉，原有的樓梯及扶手，外面固然煥然一新，但亦讓人看到過去建築的高度。周小姐的妹妹是建築師，夥拍同時建築師的林啟麟，為這幢唐樓設計復修，花了不少心思，例如，盡量利用及擴大原有唐樓的採光，使用舊式鐵閘，以及再利用一些建築物料，製作了一個活動的玻璃記事板。
周小姐說，她很喜歡華人過去的下舖上居方式，這次她得以用縉紳化（gentrification）的方式，保留及發展這種空間特色。這種發展方式，其實與旁邊蘇豪區的發展類同。
市建局大概私下懷疑周小姐的企圖，不過，中西區關注組的Katty則認為，舊樓復修的更新模式是可取的，可以保留一點原貌，亦可以減低高密度的發展壓力。據周小姐說，復修成本大約是一千元一呎，相當便宜，但市建局似乎仍屬意拆去絕大部份舊樓，興建三十層高的住宅，只保留永利街尾三座唐樓。
所以，爭議點其實不在留與不留，而是哪一種發展方式，以及由此而牽引出的社會關係。

雖然周小姐說，喜歡這一區的「低密度」，但對當區居民來說，越來越高的密度已是他們面對的現在與未來。中西區關注組的Katty與孫小姐，前者住在金堅大廈，後者住在雍翠臺。她們認為，不應該再增加密度了，孫小姐甚至說，她自己當初住進雍翠臺時，也不懂自己原來買了及住了「屏風樓」，把後面永利街的舊樓擋住了。而且，他們亦擔心，未來興建三十層高住宅，亦會令附近的舊樓及擋土牆的結構及土力安全構成危險。
八十歲的李澤裕先生，做了印刷行業五十多年，在永利街開店也有三十多年，他是一名租客，對那些所謂「天價」沒有興趣，租客及營商賠償也是其次，他希望的是保留多一些永利街的舊樓，特別是那些印刷廠，成為印刷業博物館，就像他保留大量鉛字粒一樣。

士丹頓街64號旁旳一幢五層高大廈，業主之一譚先生坦言，他的「保育」訴求跟金錢考慮有關。他說，雖然市建局提出的收購價是接近萬元一呎，但價錢是按居住及商用樓面面積計算，可是，市建局要的其實是土地，中上環這一帶極其珍貴的土地，高昂的土地價值最後去到地產商及市建局手上。他認為，這種交換不公道，他既然覺得這種交換不公道，不高興，應該有權不賣，不如爭取「保育」更令他「順氣」。而且，在他接觸市建局的過程中，他很不滿市建的高級職員的態度很高傲，總是把居民及業主標籤為貪得無厭之徒，又看不起他們的社會地位，以至對發展方案的意見。
譚先生的邏輯，我自己並不完全認同，不過，若有人把他看成唯利是圖之輩，我覺得實在有欠公允。他的想法及分析，其實道出了一個事實：市建局就是發展商，開發土地，不過，它是擁有政府權力的發展商，例如，它最後可以用「公共利益」之名強制官地收回。既然市建局玩的是地產遊戲，那便不免觸發各種金錢的遊戲，地產商更勇於投入這場遊戲，小業主各種金錢考慮為甚麼就是貪婪呢？
兩年前，住在士丹頓街的呂小姐是這個遊戲的受害者。她當年是一位租客，住在唐樓已有五十多年，帶著一位有自閉症的兒子。她曾希望重建快點來，她不期望有大筆的賠償，只希望可以安置她到公共房屋，可是，這個前土發項目的進展，比地產商慢，地產商看準時機，買下唐樓業主的業權。新業主為了省錢賠償，威逼租客搬走，甚至多次偷偷派人剪去屋外的自來水管，弄得眾租客家無寧日，最後無奈搬走，跟業主對簿公堂亦輸了。由於搬走了，市建局亦拒絕安置她，日後是否得到賠償更是未知之數。　
市區重建局總是懷疑全世界都像它自己以及它的盟友一樣貪婪。也許，人類都有點自利，不過，並不代表我們就不能對社區有感情，對歷史有承擔，對公義有堅持，總不能犬儒地相信所有這些感情與堅持，都是金錢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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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五百億美元用來進行國際性社會性投資，你會用來做甚麼？
這是Bjørn Lomborg的問題，他是Copenhagen Consensus計劃的發起人，他從2004年開始，邀請一些諾貝爾得獎者在哥本哈根共同討論，各種社會投資對促進全球福利（global welfare）發展的成本效益。
他列出大約三十種環保、扶貧、教育、衛生等工作的優先次序，當中最受爭議的是有關含碳廢氣排放（carbon emission）的優先序，由2004年開始，它已是最不合乎成本效益了。最近成員之一Finn E Kydland指出，一百年內花八千億美元推行減排CO2，只會令全球氣下降攝氏0.2度。
這當然引起推動京都協議的人士（包括經濟學家）的反對，例如，著名的Jeffrey Sachs；而前地球之友主席Tom Burke則指出，成本效益的分析，在一些簡單的選擇中較有用，例如，前面兩條公路，用哪一條較合乎成本效益。但是，像環境問題這樣複雜的事，甚麼是成本，甚麼是效益，則是非常複雜的。
不過，只要不要過份閱讀這些經濟學家的分析，仍然有些啟發的。Finn E. Kydland指出，開發低碳排放能源可能更有效。此外，控制室外空氣污染的措施，例如汽車廢氣過濾裝置，成本高昂，對已發展國家可能效益不差，但是，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則非常昂貴，反而，多花錢在控制室內空氣污染可能對發展中國家人民更有效，每年有一百五十萬人因為使用固體燃料（例如中國的煤）作煮食而死亡，只需二十三億便可以令一半發展中國家人口得到改善的爐具。
他們最推祟的，是提供微量營養予貧窮的兒童，只要六千萬美元便可以為80%有需要的兒童得到鋅及維他命A。
不過，這群專家是對國際自由貿易的大好友，他們把推動世貿多哈發展議程視為第二最具成本效益的措施。批判自由貿易的人士會不同意這個看法，而且，正如Joseph Stiglitz指出，美國及歐洲政府似乎不大喜歡多哈會談所承諾的－－大幅減少對補貼農作物的補貼，這個所謂最具「成本效益」的措施，似乎也沒有多大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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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出新書，還沒有看內容，但她的文章我拜讀過，記憶中也有談到街貓，值得推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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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鎮瑋，今年二十四歲，年初時跟眾多網民一樣，觀看藝人裸照，並順手在討論區發佈，結果，被判發佈「淫褻物品」，認罪，結果… …
裁判官說，要看「背景報告」，才判刑，被告要還柙至七月二十四日，一坐就是三星期。
我不知道發佈「淫褻物品」要被罰多少，但是，知道之前，他又成為另一位被拋進黑洞的小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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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充滿著全球意象。有人誇談互聯網讓世界打破國界，變成地球村，而奧運會則成為全球盛事，各國吹噓奧運精神為打破國界，達到公平競賽及友誼。可是，過去半年環繞著中國的爭議，使人不得不面對一個事實：奧運會是政府大搞民族主義及強化認同的黃金機會，而互聯網對促進跨文化的交流及商討沒有多少幫助，反而是民族主義的催化劑。
互聯網的威力
四月十日，一位名為「水嬰」的網民在社區網站貓撲上發帖，題為「抵制法國貨，從家樂福開始」。事緣三月出現了西藏騷亂，激起不少支持西藏自治或獨立的人士在北京奧運火炬傳送中進行抗議甚至阻撓，在法國巴黎尤其激烈。由水嬰的網帖開始，抵制訊息在非常短的時間內被在網上流傳，及後更發展成為實際行動。
互聯網傳送速度極快，而且方便，與抵制行動的簡單內容非常匹配。這類行動不需要太多的理據，基建在「不證自明」的情感，行動簡單及成本低。水嬰在帖中說：「家樂福哪都有，大家都可以抵制」，而民族主義邏輯亦簡單直接，把反對奧運的行動迅速以民族主義方式轉譯成「法國居然對中國這樣，對奧運會這樣。從今天開始我就不去家樂福了，大家跟我一起來抵制法國！抵制家樂福！」，「居然」亦是不證自明的，而家樂福被等同為「法國」，反對奧運的法國人亦迅速被讀成為「法國」，至於北京奧運及火炬，更容易想象成「中國」了。
除了來自這種個人自發力量，亦有人嘗試匯聚成特定的社區網絡，例如，較抵制貨家樂福稍早一點的「Anti-CNN」，運用了反對CNN錯誤或歪曲報導西藏騷亂的情緒，集結成的一個新論壇。原來在商業入門網站（如中華網的軍事論壇）或官方色彩濃厚的「愛國」論壇（如人民網的「強國論壇」），已有不少民族主義溫床，如今民族主義的網上的景貌更豐富與複雜，更具民間色彩。
在這些看似民間的躁動中，新興互聯網業的資本力量亦介入其中。爭取點擊率的入門網站，非常主動地把許多觸動民族主義神經的帖子及新聞，放置在頭版。專欄作家長平在四月三日撰寫了一篇名為＜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的文章，呼籲要有一個言論開放環境，讓人能弄清楚西藏事件的真相。結果，文章再次被閱讀成支持反華甚至是「漢奸」言論，中華網（china.com）曾把論壇內斥責長平的文章置頂，一時間在互聯網上沸沸揚揚攻擊長平，以至他工作的《南方都市報》。而新浪網亦在差不多時間推出「反分裂，護聖火，全球華人大簽名」，用一個比發帖更簡單的方法，把護聖火跟維護國家主權清楚地連繫起來。入門網站高調配合，中國互聯網經濟搭上了民族主義的快車。
民族主義與政府權力
網絡民族主義雖然具有民間及民粹特性，政府也對它充滿了戒心，但是，它卻非完全獨立於政府的民間力量。政府權力往往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跟它契合起來。
首先，政府府對輿論及新聞的審查，隨著互聯網的發展更細密，除了傳統媒體的控制外，互聯網上的金盾工程，時刻監視及過濾資訊。故此，網絡上民族主義的高漲，是在多重官方限制，資訊不充份流通下滋長出來的。例如，網絡民族主義的其中一個對象是流亡的達賴喇嘛，不少網民對他的敵意來自官方對西藏流亡政府的負面塑造，例如，國內不少官員與媒體說西藏騷亂是達賴策動的，他是個陰謀家；然而，這種看法甚至與中國政府跟西藏流亡政府的真實關係亦相差很遠。許多網民認為達賴一直是在明在暗地分裂中國，中國政府不應及不會跟他接觸，但是，在中國網上網外的媒體卻很少提及一個事實，自2002年開始，達賴的代表與中國政府代表己進行了六次會談，第七次會議原來在去年十二月或今年一月舉行，而因為不明的原因，會談一直押後至今年五月。
網絡上的民族主義似乎沒有怎麼回應複雜的現實政治，他們反而對西方媒體非常關注，它們對中國及中國政府的批評，時刻觸動不少網民的神經，包括CNN的西藏報導及主持人卡弗蒂（Jack Cafferty）的歧視言論，這些西方媒體的確對中國有不少刻板印象，但是，網絡民族主義者亦似乎獨愛跟這些媒體起舞，造成許多簡單的二元對立。
至於官方如何看待這些民族主義力量？似乎相當複雜，提防失控之餘，亦不忘借力打力，打壓國內的言論自由與某些意見領袖或陣營。剛才提及長平被罵的事件是個好例子，長平的文章原來只刊登在英國的《金融時報》中文版上，並非《南方都市報》的稿件，但是，挑起此爭端之一的《北京晚報》（一般被認為較接近中宣部路線的報章）高調地撰寫文章＜造謠自由的南都長平＞，把長平觀點視為鼓吹「造謠」，而且，更把矛頭指向《南方都市報》。由於中國所有媒體或多或少都與黨政機關有關係，把長平的「南都」背景點出來，對他以及南都的壓力是非同小可，坊間盛傳長平被撤。「南方報系」在國內被視為自由派陣地，已多次受到黨政上層整治，官方乘著民族主義輿論的聲勢去控制媒體，也許是今後值得注意的發展。
不少香港媒體把近日的民族主義視為「憤青」所為，幾年前反日行動，尚可視作為一小撮情緒化的年青人。但過去六個月的發展，單單就互聯網的現象，已讓人看到，民族主義已成為中國媒體及輿論空間的一個常態，而非一種特殊現象，它亦成為文化政治的一部份。要在中國大陸實踐自由而批判的文化空間，對手已不單是政府單位，還有具有民間色彩與民粹味道的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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