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牧視野

「中港視野」
幾個麻甩佬站在羅湖海關搞邊科？
也許民主黨被建制派批評為「逢中必反」，所以，宣傳片上刻意強調中港視野，幾名重要候選人站在深圳幾個地標前，大喊We are ready（北京奧運的口號），究竟香港觀眾是否受落？還是觀眾不是香港人？民主黨本來有自己的中港視野（他們的源頭之一本來就是香港人支援愛國民主運動），可是，他們似乎傾向拾對手的牙慧，多於開發自己的中港視野。
活力
民主黨的宣傳片題目為《闖出新世代》，他們似乎想強調這個老牌民主派政黨具有新活力。所以，主題曲的節奏傾向明快，可是，畫面及內容卻與這種節奏明快配搭不起來。
由於宣傳片仍以多位候選人作為主角，而候選人的年齡又多是中年以上，除了鄺俊宇的招牌街舞外，其他候選人的動作及節奏很難配合。例如，開首不久時，何俊仁、李永達及張賢登玩跳大繩，動作生硬，音樂節奏及跳大繩與他們難以配合，尤其以張賢登在旁拍掌（00:49），更令人覺得兀突，予人扮細路的感覺。其實，不必如此，民主黨以及其短片導演對活力理解大狹隘了，多看經典的青春片，應該有幫助。
此外，其他幾個象徵性的動作，節奏感不強，與音樂及歌曲配合不起來，例如拋繩球，就不必多說了。
特效動畫
短片中的候選人及市民在空氣中畫出一些圖案，也許由於預算有限，動畫特效比較粗糙。不過，最不足的，可能是圖案的主題及象徵意義不夠突出。這可能跟民主黨一直期望成為跨階層政黨有關，例如，張賢登畫出大廈後加兩個人形，涂謹申畫出象徵司法公義的天秤，黃成智又畫上風箏等，顯得頗為雜亂，難以統一。不過，這可能就是民主黨要予人的印象，各個政策增面也照顧到。
不過，我仍然認為，短片既然是快速及短暫的宣傳，如何把各資訊統一在簡單的符號甚至氣氛，是非常重要。太多資訊反而變成無法辨認的噪音。
堅定可信
除了闖出新世代外，「堅定可信」是另一句經常重複的口號。民主黨是否「堅定可信」不是本文要討論的主題，不過，如何以影象來產生「堅定可信」的感覺呢？短片中除了不斷喊這句口號外，便只能依賴民主黨過去在眾多社會議題上都發聲，許多拉橫額、舉牌、遊行等的片段，奇怪的是不少竟是硬照。也許說明民主黨缺乏長期的文宣工作，包括保存歷史性錄像片段，沒有保存也應盡量向電視台買回來，這似乎亦是預算大限的結果。
要強調堅定可信，其實可以強調歷史向度，既然民主黨具有較長的歷史，為甚麼不突出這方面呢？是因為覺得香港人不愛歷史，只顧目前與未來？
從策略上，民主黨的宣傳短片還是資訊及象徵太多太雜，沒有形塑統一的意象、感覺與氣氛，也沒有抓住自己在香港民主運動的歷史位置。是技巧的問題？還是反映民主黨的本身的結構與特性？值得民主黨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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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有一個國家，即將舉行戶外大型閱兵，領導當然希望天朗氣清。可是，颱風卻迫近，天文台為了不要破壞「氣氛」，所以，低調處理一切颱風消息，連驟雨也不敢多說。
看現在香港的電視新聞，就有這種感覺。
你只要比較一下別的地方電視台，你會發現，全香港的電視台新聞都成了北京奧運的宣傳機器，重複又重複，我不明白，記者是否會做得很悶，觀眾一定已經麻木了。香港記者在北京或中國其他地方，很少去探索跟奧運主題不協調的新聞，奧運的內幕更不用提了。也許，就是有心記者做了，回到香港也會被剪掉。
如果你有Now，我建議大家去看Al Jazeera的英文頻道，即半島電視台，好看多了，具有國際視野，也可以避開美國中心的國際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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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都市重建，總有兩種對立觀點。市建局總認為香港人（包括他們自己）滿身銅臭，所有爭議都是錢作怪，反對重建計劃的人都是想要一個好價錢。反對重建的人近年則多以「保育」為理據反對，拒絕談錢，前陣子的利東街居民是為一經典例子。
七月十五日，應中西區關注組羅雅寧小姐（下簡稱Katty）的邀請，前往士丹頓街64號參觀，它是一幢位處市建H19項目內剛修復過的唐樓。她說，市建局正在收購項目範圍的物業，它向媒體宣傳，收購價是歷來最高，達9986元一呎。但是，坊間傳聞收購並不順利，只及百分之十，而聽街坊說，多個地產財團已到該區「落釘」。在這種情況下，去年十二月周立明小姐花了三千萬買下及修葺士丹頓街64號，更顯得不尋常。
周小姐多次強調，她買下這幢連地舖四層舊樓，並不是為炒賣投機，而是看中了這個具有文化歷史價值的地區。而且，她知道，政府打算活化保育該物業前面的前警察宿舍，亦即中央書院原址，若果維持該區低密度的狀態，是個很理想的家居辦公（Soho）樓宇。她的本行是全球性策略性投資，擁有一個有特色的辦公室是她的夢想。
周小姐說：「我覺得是物有所值的。我們不用跟人家一起早上上班迫Lift，那些商廈又一式一樣。在這裡，我們公司員工可以很方便來上班，外國來出差的同事也可以在頂樓住，早上來上班很方便。」周小姐說，這種舊樓復修成的辦公室在紐約以至其他西方國家很普遍。三月份，她雖然接到市建局的收購信件，但她說無意出售。
筆者參觀過這幢復修後的唐樓，大部份舊有的氣息沒有了，非常新穎精緻，不過，業主還是保留及復現了一些舊日痕跡，例如木窗框及扉，原有的樓梯及扶手，外面固然煥然一新，但亦讓人看到過去建築的高度。周小姐的妹妹是建築師，夥拍同時建築師的林啟麟，為這幢唐樓設計復修，花了不少心思，例如，盡量利用及擴大原有唐樓的採光，使用舊式鐵閘，以及再利用一些建築物料，製作了一個活動的玻璃記事板。
周小姐說，她很喜歡華人過去的下舖上居方式，這次她得以用縉紳化（gentrification）的方式，保留及發展這種空間特色。這種發展方式，其實與旁邊蘇豪區的發展類同。
市建局大概私下懷疑周小姐的企圖，不過，中西區關注組的Katty則認為，舊樓復修的更新模式是可取的，可以保留一點原貌，亦可以減低高密度的發展壓力。據周小姐說，復修成本大約是一千元一呎，相當便宜，但市建局似乎仍屬意拆去絕大部份舊樓，興建三十層高的住宅，只保留永利街尾三座唐樓。
所以，爭議點其實不在留與不留，而是哪一種發展方式，以及由此而牽引出的社會關係。

雖然周小姐說，喜歡這一區的「低密度」，但對當區居民來說，越來越高的密度已是他們面對的現在與未來。中西區關注組的Katty與孫小姐，前者住在金堅大廈，後者住在雍翠臺。她們認為，不應該再增加密度了，孫小姐甚至說，她自己當初住進雍翠臺時，也不懂自己原來買了及住了「屏風樓」，把後面永利街的舊樓擋住了。而且，他們亦擔心，未來興建三十層高住宅，亦會令附近的舊樓及擋土牆的結構及土力安全構成危險。
八十歲的李澤裕先生，做了印刷行業五十多年，在永利街開店也有三十多年，他是一名租客，對那些所謂「天價」沒有興趣，租客及營商賠償也是其次，他希望的是保留多一些永利街的舊樓，特別是那些印刷廠，成為印刷業博物館，就像他保留大量鉛字粒一樣。

士丹頓街64號旁旳一幢五層高大廈，業主之一譚先生坦言，他的「保育」訴求跟金錢考慮有關。他說，雖然市建局提出的收購價是接近萬元一呎，但價錢是按居住及商用樓面面積計算，可是，市建局要的其實是土地，中上環這一帶極其珍貴的土地，高昂的土地價值最後去到地產商及市建局手上。他認為，這種交換不公道，他既然覺得這種交換不公道，不高興，應該有權不賣，不如爭取「保育」更令他「順氣」。而且，在他接觸市建局的過程中，他很不滿市建的高級職員的態度很高傲，總是把居民及業主標籤為貪得無厭之徒，又看不起他們的社會地位，以至對發展方案的意見。
譚先生的邏輯，我自己並不完全認同，不過，若有人把他看成唯利是圖之輩，我覺得實在有欠公允。他的想法及分析，其實道出了一個事實：市建局就是發展商，開發土地，不過，它是擁有政府權力的發展商，例如，它最後可以用「公共利益」之名強制官地收回。既然市建局玩的是地產遊戲，那便不免觸發各種金錢的遊戲，地產商更勇於投入這場遊戲，小業主各種金錢考慮為甚麼就是貪婪呢？
兩年前，住在士丹頓街的呂小姐是這個遊戲的受害者。她當年是一位租客，住在唐樓已有五十多年，帶著一位有自閉症的兒子。她曾希望重建快點來，她不期望有大筆的賠償，只希望可以安置她到公共房屋，可是，這個前土發項目的進展，比地產商慢，地產商看準時機，買下唐樓業主的業權。新業主為了省錢賠償，威逼租客搬走，甚至多次偷偷派人剪去屋外的自來水管，弄得眾租客家無寧日，最後無奈搬走，跟業主對簿公堂亦輸了。由於搬走了，市建局亦拒絕安置她，日後是否得到賠償更是未知之數。　
市區重建局總是懷疑全世界都像它自己以及它的盟友一樣貪婪。也許，人類都有點自利，不過，並不代表我們就不能對社區有感情，對歷史有承擔，對公義有堅持，總不能犬儒地相信所有這些感情與堅持，都是金錢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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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五百億美元用來進行國際性社會性投資，你會用來做甚麼？
這是Bjørn Lomborg的問題，他是Copenhagen Consensus計劃的發起人，他從2004年開始，邀請一些諾貝爾得獎者在哥本哈根共同討論，各種社會投資對促進全球福利（global welfare）發展的成本效益。
他列出大約三十種環保、扶貧、教育、衛生等工作的優先次序，當中最受爭議的是有關含碳廢氣排放（carbon emission）的優先序，由2004年開始，它已是最不合乎成本效益了。最近成員之一Finn E Kydland指出，一百年內花八千億美元推行減排CO2，只會令全球氣下降攝氏0.2度。
這當然引起推動京都協議的人士（包括經濟學家）的反對，例如，著名的Jeffrey Sachs；而前地球之友主席Tom Burke則指出，成本效益的分析，在一些簡單的選擇中較有用，例如，前面兩條公路，用哪一條較合乎成本效益。但是，像環境問題這樣複雜的事，甚麼是成本，甚麼是效益，則是非常複雜的。
不過，只要不要過份閱讀這些經濟學家的分析，仍然有些啟發的。Finn E. Kydland指出，開發低碳排放能源可能更有效。此外，控制室外空氣污染的措施，例如汽車廢氣過濾裝置，成本高昂，對已發展國家可能效益不差，但是，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則非常昂貴，反而，多花錢在控制室內空氣污染可能對發展中國家人民更有效，每年有一百五十萬人因為使用固體燃料（例如中國的煤）作煮食而死亡，只需二十三億便可以令一半發展中國家人口得到改善的爐具。
他們最推祟的，是提供微量營養予貧窮的兒童，只要六千萬美元便可以為80%有需要的兒童得到鋅及維他命A。
不過，這群專家是對國際自由貿易的大好友，他們把推動世貿多哈發展議程視為第二最具成本效益的措施。批判自由貿易的人士會不同意這個看法，而且，正如Joseph Stiglitz指出，美國及歐洲政府似乎不大喜歡多哈會談所承諾的－－大幅減少對補貼農作物的補貼，這個所謂最具「成本效益」的措施，似乎也沒有多大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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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出新書，還沒有看內容，但她的文章我拜讀過，記憶中也有談到街貓，值得推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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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鎮瑋，今年二十四歲，年初時跟眾多網民一樣，觀看藝人裸照，並順手在討論區發佈，結果，被判發佈「淫褻物品」，認罪，結果… …
裁判官說，要看「背景報告」，才判刑，被告要還柙至七月二十四日，一坐就是三星期。
我不知道發佈「淫褻物品」要被罰多少，但是，知道之前，他又成為另一位被拋進黑洞的小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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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充滿著全球意象。有人誇談互聯網讓世界打破國界，變成地球村，而奧運會則成為全球盛事，各國吹噓奧運精神為打破國界，達到公平競賽及友誼。可是，過去半年環繞著中國的爭議，使人不得不面對一個事實：奧運會是政府大搞民族主義及強化認同的黃金機會，而互聯網對促進跨文化的交流及商討沒有多少幫助，反而是民族主義的催化劑。
互聯網的威力
四月十日，一位名為「水嬰」的網民在社區網站貓撲上發帖，題為「抵制法國貨，從家樂福開始」。事緣三月出現了西藏騷亂，激起不少支持西藏自治或獨立的人士在北京奧運火炬傳送中進行抗議甚至阻撓，在法國巴黎尤其激烈。由水嬰的網帖開始，抵制訊息在非常短的時間內被在網上流傳，及後更發展成為實際行動。
互聯網傳送速度極快，而且方便，與抵制行動的簡單內容非常匹配。這類行動不需要太多的理據，基建在「不證自明」的情感，行動簡單及成本低。水嬰在帖中說：「家樂福哪都有，大家都可以抵制」，而民族主義邏輯亦簡單直接，把反對奧運的行動迅速以民族主義方式轉譯成「法國居然對中國這樣，對奧運會這樣。從今天開始我就不去家樂福了，大家跟我一起來抵制法國！抵制家樂福！」，「居然」亦是不證自明的，而家樂福被等同為「法國」，反對奧運的法國人亦迅速被讀成為「法國」，至於北京奧運及火炬，更容易想象成「中國」了。
除了來自這種個人自發力量，亦有人嘗試匯聚成特定的社區網絡，例如，較抵制貨家樂福稍早一點的「Anti-CNN」，運用了反對CNN錯誤或歪曲報導西藏騷亂的情緒，集結成的一個新論壇。原來在商業入門網站（如中華網的軍事論壇）或官方色彩濃厚的「愛國」論壇（如人民網的「強國論壇」），已有不少民族主義溫床，如今民族主義的網上的景貌更豐富與複雜，更具民間色彩。
在這些看似民間的躁動中，新興互聯網業的資本力量亦介入其中。爭取點擊率的入門網站，非常主動地把許多觸動民族主義神經的帖子及新聞，放置在頭版。專欄作家長平在四月三日撰寫了一篇名為＜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的文章，呼籲要有一個言論開放環境，讓人能弄清楚西藏事件的真相。結果，文章再次被閱讀成支持反華甚至是「漢奸」言論，中華網（china.com）曾把論壇內斥責長平的文章置頂，一時間在互聯網上沸沸揚揚攻擊長平，以至他工作的《南方都市報》。而新浪網亦在差不多時間推出「反分裂，護聖火，全球華人大簽名」，用一個比發帖更簡單的方法，把護聖火跟維護國家主權清楚地連繫起來。入門網站高調配合，中國互聯網經濟搭上了民族主義的快車。
民族主義與政府權力
網絡民族主義雖然具有民間及民粹特性，政府也對它充滿了戒心，但是，它卻非完全獨立於政府的民間力量。政府權力往往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跟它契合起來。
首先，政府府對輿論及新聞的審查，隨著互聯網的發展更細密，除了傳統媒體的控制外，互聯網上的金盾工程，時刻監視及過濾資訊。故此，網絡上民族主義的高漲，是在多重官方限制，資訊不充份流通下滋長出來的。例如，網絡民族主義的其中一個對象是流亡的達賴喇嘛，不少網民對他的敵意來自官方對西藏流亡政府的負面塑造，例如，國內不少官員與媒體說西藏騷亂是達賴策動的，他是個陰謀家；然而，這種看法甚至與中國政府跟西藏流亡政府的真實關係亦相差很遠。許多網民認為達賴一直是在明在暗地分裂中國，中國政府不應及不會跟他接觸，但是，在中國網上網外的媒體卻很少提及一個事實，自2002年開始，達賴的代表與中國政府代表己進行了六次會談，第七次會議原來在去年十二月或今年一月舉行，而因為不明的原因，會談一直押後至今年五月。
網絡上的民族主義似乎沒有怎麼回應複雜的現實政治，他們反而對西方媒體非常關注，它們對中國及中國政府的批評，時刻觸動不少網民的神經，包括CNN的西藏報導及主持人卡弗蒂（Jack Cafferty）的歧視言論，這些西方媒體的確對中國有不少刻板印象，但是，網絡民族主義者亦似乎獨愛跟這些媒體起舞，造成許多簡單的二元對立。
至於官方如何看待這些民族主義力量？似乎相當複雜，提防失控之餘，亦不忘借力打力，打壓國內的言論自由與某些意見領袖或陣營。剛才提及長平被罵的事件是個好例子，長平的文章原來只刊登在英國的《金融時報》中文版上，並非《南方都市報》的稿件，但是，挑起此爭端之一的《北京晚報》（一般被認為較接近中宣部路線的報章）高調地撰寫文章＜造謠自由的南都長平＞，把長平觀點視為鼓吹「造謠」，而且，更把矛頭指向《南方都市報》。由於中國所有媒體或多或少都與黨政機關有關係，把長平的「南都」背景點出來，對他以及南都的壓力是非同小可，坊間盛傳長平被撤。「南方報系」在國內被視為自由派陣地，已多次受到黨政上層整治，官方乘著民族主義輿論的聲勢去控制媒體，也許是今後值得注意的發展。
不少香港媒體把近日的民族主義視為「憤青」所為，幾年前反日行動，尚可視作為一小撮情緒化的年青人。但過去六個月的發展，單單就互聯網的現象，已讓人看到，民族主義已成為中國媒體及輿論空間的一個常態，而非一種特殊現象，它亦成為文化政治的一部份。要在中國大陸實踐自由而批判的文化空間，對手已不單是政府單位，還有具有民間色彩與民粹味道的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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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第一次探監，是一個學習過程，不失為自我增值機會。
早上九時許跟朋友約在荔枝角地鐵站附近的茶餐廳，可能是星期日，這一帶的工廠大廈冷冷清清，連餐廳的伙計也沒精打采。探監前大家討論了一番馬楚明與馮炳德的法律問題，由法律問題自然談到政治問題。
最近檢控社會運動人士襲警、阻差辦公等案件，一件接一件，就連重案組高層在法庭上也透露，每次示威遊行也有便裝警員到場「取證」，示威現場變了準犯罪現場；早前在法庭上聽審，細心看警察去年八月一日在皇后碼頭拍的錄影帶，竟然看到鏡頭無原無故近攝追著馬楚明，這位小市民在重案組眼中，仿如大賊毒販。加上昨日莫不言談到律政署對控罪的考量，容我說一句，就是有組織及系統地控制及打擊社會運動。
毫不滋味地吃完早餐，我們便從長沙灣道走向後面的街道，直達那幢躲在架空高速公路下的荔枝角收柙所。
想不到星期天收柙所的接待室熱鬧得比我家附近的茶樓有過之而無不及，跟收柙所附近的冷清對比強烈。小小的接待室裡打了個「蛇餅」，訪客還陸續進來。我以為監獄短缺是美國現象，我現在才知香港亦然，懲教處亦非常老實，張貼告示，指收柙所人滿之患，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接待室裡排隊，其實有點無謂，為的只是一張表格以及上面的一個號碼，其實是人流控制。把隨身行李放在電子化的儲物箱後不久，便輪到我們了。在沒有人指示下，我們跟著人流，走向探訪室。
探訪室是另一個等候大堂，進入前要掏出身上所有東西，走過金屬探測器。以為差不多可以見到馬仔及Julian了，結果是再次排隊，把填好的表格交給另一些職員，接著又是等待。
探訪室比剛才的接待室還要擠迫，人聲鼎沸，也許人太多，我一個月前開始有的焦慮及恐慌症也輕微發作，不過，我也故作鎮定地跟同來的朋友閒聊。我們拿著物品規定閱讀，發現監獄的規矩真的多如牛毛，鉅細無遺，例如，只有一個品牌的肥皂才可以帶進監倉，而且是某一特定包裝才可以，還柙者要吃朱古力，只可吃M字頭其中兩款，還有，內褲不得有蕾絲，不得送交「不利於囚犯改過自身」的刊物，我們傻笑了良久。
等著叫號進入期間，我才比較留心觀察探訪室裡的人，不同國籍與語言的人也有，很全球化。女人較多，小孩也不少，大概不少人來探望丈夫及父親；收柙所，是家庭團聚的地方，星期天的收柙所尤甚，真的跟茶樓有點相近的社會功能，目無表情的懲教處人員亦像忙壞了的茶樓侍應與經理。
經過重重關卡進入真正可以跟還柙者面對面交談的地方，卻又有另一番景象。佈置跟電視及電影中所見沒有太大分別，是一道長長畢直的走廊，兩邊是會面交談的窗口，但是，管理卻鬆散得令人有點驚訝。等了差不多四十分鐘，懲教處人員告訴我們該到哪個窗口，然後一切便是自助了，訪客與囚犯交談用電話聽筒，但可能隔著玻璃與鐵窗，大家下意識地提高嗓門，旁邊的人喊破喉嚨，自己亦自然提高聲浪。
不過，不管你喊到拆天，獄警也沒有干預，頗為自由。我身旁的一名女子隔著玻璃鐵窗，跟她的男子大吵大鬧起來，獄警也自由放任。狹窄的會面地方裡，加上聲浪，熱鬧程度要比外面更甚，就像充斥著講價與叫賣的市集。
我與Bobo負責跟馬仔見面，他精神不錯，終究是第一次坐牢，心情不會好過。我第一次探監，要在十五分鐘裡跟一個坐牢的朋友聊天，我突然不知該跟他說甚麼話，身旁的Bobo就比我能說會道得多。
馬仔說，收柙也沒有甚麼好做，不過，監倉也實在太狹小。內裡沒有報紙，電視新聞也不能看，只能看其他節目。令我有點錯愕氣憤的是，打壓社會運動的系統沒有閒著，馬仔住了兩天已開始遭受獄警滋擾，用粗言穢語辱罵，亦有人不斷詢問他我們在外面會否有行動聲援他。也許看他個子比較矮小，比較好欺負。如果情況持續，在外面的我們不能就手旁觀。
這兒實在有點混亂，十五分鐘時限到，沒有獄警通知我們，但馬仔身後卻有囚犯等著，打手勢示意時間到了。事實上，談話過程中，不斷有囚犯在馬仔身後走來走去，與外面的親友打招呼或用手勢交談。
冗長的司法程序，早已是香港社會運動的「有機」部份，但牢獄之苦仍然不算常見。不過，情況再惡化下去，也許，我們也不能幸免。事實上，許多國家的社會運動參與者經常需要坐牢（例如韓國），多了解、學習與習慣，似乎是非常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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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馬仔與Julian被法官拋進收柙所坐兩個星期，在場的本土行動朋友傷心欲絕。傷心之餘，我們還是要認識及思考司法檢控的政治性在哪裡。
／莫不言
馬楚明與馮炳德兩位本土行動成員，於去年八月一日，反對政府清拆皇后碼頭時，與警方發生衝突，後來被控「襲擊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罪。昨日（27/6/2008）於東區裁判法院被判罪成，裁判官周燕珠以取得「背景報告」為由，把他們還柙至七月十一日才作具體判刑。
本土行動與其他民間團體經常批評警方及律政署「政治檢控」或「選擇性檢控」，但我這裡先不預設這種立場，反而細緻看一下這次司法程序中的兩個值得大家注意的問題。
該控甚麼罪？
檢控某人襲擊警務人員，一般可選擇兩個可能：
1. 第212章《侵害人身罪條例》36條(b)，「襲擊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罪， 即「襲擊、抗拒或故意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任何警務人員或在協助該警務人員的人，最高可判監兩年。」
2. 第232章《警隊條例》63條，「任何人襲擊或抗拒執行職責的警務人員，或協助或煽惑任何人如此襲擊或抗拒，或在被要求協助該執行職責的人員時拒絕協助，或意圖妨礙或拖延達到公正的目的而提供虛假資料，以蓄意誤導或企圖誤導警務人員，循簡易程序定罪後，可處罰款$5000及監禁6個月。」
前者最高判刑是兩年監禁，後者只是六個月，而律政署最後決定取前者而棄後者，顯然認為案情嚴重，想達到較重的阻嚇作用。
我們當然無法知道律政署真正在考慮甚麼，主控官在庭上不斷強調案情嚴重，雖然，所有據稱被襲警員也是皮外傷。的確有一些襲警案例是取後者，即刑罰較輕的罪，從過去資料上看，不見得這些案例就是比馮及馬被指控的要輕微。例如，在2007 年10 月1 日，一名男子在保釋期間，在便利店偷取洋酒，被警員截停，在拘捕過程中上訴人拒捕，令警員右額受傷。結果，這名男子也只被控《警隊條例》63條，就這條罪他被判四個半月。(他曾就其他刑期上訴，高等法院的裁決在此)
為甚麼要被「拋（入監牢）」兩個星期？
所謂還柙，其實就是在荔枝角收柙所坐牢兩個星期，等候最後的判刑。馬楚明的律師馬浩輝曾申請即時「保釋等候上訴」（bail pending appeal），但裁判官周燕珠指，由於還未被判刑，所以無從上訴。有法律界人士指，兩名被告就如被拋進一個黑洞，他們被判罪成，所以以往的保釋候審不再適用，但又沒有被判刑，無從上訴。再者，由於還沒有判刑，所有程序需要在區域裁判法院中進行，所以，亦不可能向高等法院申請。
被告兩名律師嘗試作最後努力，向法官申請「保釋等候報告」（bail pending report），他們指，馬楚明與馮炳德願意接受任何保釋條件，包括保釋金與定期到警署報到，既然沒有任何過往記錄顯示兩人會潛逃，所以，法庭應該接受。但主控官不接納，他的理由簡單得令人不可置信，他只是說有理由相信他們可能會違反保釋條件，至於為甚麼，他沒有明說。而裁判官周燕珠則說，由於《侵害人身罪條例》36條(b)的正常判刑（norm）是監禁，而又看不到任何例外情況（exceptional circumstance），兩人既然不認罪，沒有顯示悔意，故此不會考慮社會服務令，可以肯定的是，二人會被判監，既然是這樣，還柙沒有問題。裁判官認為，如果現在准許二人保釋，會「發放錯誤訊息」予他們及公眾。
整天在東區裁判法院聽審，只令人覺得小市民很無助，也許由他們被控36(b)開始，兩人已墮進一個難以施力的黑洞。我們目睹囚車離去，也不知該說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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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決定要拆去尖沙咀天星碼頭前的巴士總站，把它改成一個廣場，據說，以後這個廣場可以成為花車巡遊的起點。

政府官員為了增強大家的信心，說將來的廣場就如倫敦的特法拉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
特法拉加廣場，是紀念十九世紀初英國打敗拿破倫的特法拉加戰役，四周有不少十九世紀的地標，例如Nelson’s Column（建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紀念死於該場戰役的尼爾遜上將（Admiral Lord Nelson），以及守衛這根柱的四只獅子，南端是Charing Cross，被視為倫敦的心臟。廣場的一切盡是英帝國光榮的象徵。
香港政府打算要給予我們甚麼光榮象徵？我沒有甚麼信心。
特法拉加廣場的歷史意義，不盡是英國統治者所獨攬。自廣場建立後，許多政治抗議也在此舉行，弄得英政府曾一度禁止不少異見者的活動，包括四十年代的憲章運動（Chartist movement），十九世紀末的勞工運動及社會民主運動。而戰後著名的反核示威（六十年代）、反人頭稅（九十年代初）以至近年的反戰示威，亦在此廣場作為起點。
這些歷史意義更不可能「建造」出來的。未來廣場旁的尖沙咀天星碼頭，曾經有不少政治集會及活動，我們如何保留紀念這些歷史記憶？我恐怕香港政府這次廣場改造，帶來的後果只會是相反，進一步剷除這些異議歷史的痕跡。
一直有傳聞，九倉打算把尖沙咀天星碼頭改建，曾與政府磋商，他日新廣場出現，這個改建計劃更有利可圖。
中環大會堂前的天星碼頭已去，尖沙咀的還會遠嗎？
《蘋果日報》報導
圖片來自《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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