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牧視野

《明報》10月6日
由雷曼兄弟及AIG問題引發的美國 金融市場波動，媒體稱為「金融海嘯」，遠在香港的我們，好像被幾十呎巨浪捲起，然後又冲回岸上。恒生指數急挫反彈，除了說股市有升有跌，告誡股民要管理好自己的資產及投資外，香港大部分評論人好像沒有什麼可以說了。更可笑的是，有本地經濟學家竟然說，財富縮水，可能令我們更努力工作，經濟必定回升。
所以，我只好求教香港以外的評論。簡單來說，近日的討論，是要求我們重新理解金融市場，以至資本主義。
許多人認為，次按風暴不是突然的海嘯或地震。它直接來自兩大原因：第一是「廉價的信貸」，第二是「金融創新」。很大程度上，是過去10多年來美國政府，特別包括前任聯儲局 主席格林斯潘造成的，包括取消金融市場規管（deregulation）及壓低利率的結果，讓金融機構更易進入市場，競爭激烈，更促發創造各種投資工具及市場，像次按的「債務低押債券」（CDO, 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前陣子，克林頓時代的財長魯賓（Robert Rubin）也說，他自己亦不完全弄明白這種遊戲，他老人家可是花旗銀行行政委員會主席呢！
稱「迷你債券」為毒債不為過
所以，難怪買了「迷你債券」的香港市民「死咗都唔知咩事」。直至執筆之時，這些債券是以什麼CDO及其他資產作抵押，這些CDO背後有什麼，仍然是撲朔迷離。這明顯是一個金融市場透明度的問題。經過重重包裝，變作結構性投資工具，抵押品的價值與風險不清楚，所以，有任何風吹草動，大家便往最壞方向想，特別是雷曼兄弟倒閉後，更覺稱它們為毒債（TD, toxic debt）不為過。
換言之，市場的透明度高低與金融市場「自由化」並沒有必然關係。10年前的亞洲金融風暴，美國政府與國際貨幣基金會曾批評韓國，指危機的由來是信貸市場不透明，國營銀行濫發信貸予企業。如果這算是「亞洲」的不透明，那麼，強調金融市場化的美國，也有另一種不透明性，而且，所引發的問題可以更大。看不清抵押資產是什麼的情况下，許多銀行及投資機構只預期資產價值上升，便已參與其中，發行、分銷及炒賣相關票據不亦樂乎，而美國的平民百姓亦可以較低成本進入房產市場，還可以借未來錢來消費，金融市場與房貸市場真的「自由化」起來。
1980年代屬凱恩斯主義傾向的Susan Strange在《賭場資本主義》一書中認為，金融業就是投機賭博，在不確定性競逐利潤，展現人性的貪婪本性；有趣的是，最近屬右翼的美國共和黨候選人麥凱恩亦用「賭場」來形容華爾街。不過，英國金融觀察家Daniel Ben-Ami卻持相反論調，他認為，投資機構不是利用市場不透明性來豪賭，而是在不確定的環境下把風險分散開去。他指出，許多結構性投資工具，本來是用作分擔風險，包括港人熟知的期指及窩輪，到以按揭或其他債券為基礎的資產，以至一層又一層包裝上去的票據（包括所謂「迷你債券」），都是投資者用來分擔風險的工具。故此，金融業是建基於恐懼，而主要不是貪婪。回應Strange，他寫了一本書，名為《懦夫資本主義》（Cowardly Capitalism）。
近日情况恐懼肯定壓過貪婪
恐懼與貪婪也許並不相互排斥，甚至可以在一個人身上同時出現，作為集體的機構與市場更不用說了。哪一方面佔上風，則看時勢。近日的情况，恐懼肯定壓過貪婪。Ben-Ami的洞察，讓我們重新閱讀保爾森的7000億救市方案。
英語國家近日許多人討論Luigi Zingales的《為什麼保爾森錯了？》，作者幾年前與人合寫《從資本家手上挽救資本主義》。他是市場的大好友，但卻討厭資本家，或者說是市場上的寄生階級，他們只想「搵着數」，不喜歡「真正」的市場，不願承擔風險及損失。Zingales說，投資機構資不抵債，本來可以按破產保護法第11章，與債權人股債互換，減少負債比率。不過，危機迫在眉睫，Zingales也認為政府要做事，但要做的不是「救市」（「bailout」），而是強制債權人減債，以換股或認股權（有點像第三世界減免債項）。有研究指出，在大蕭條時美國政府便幹過類似的事，而歷史資料說明是有效的，公司沒有每况愈下，亦頗合私有產權制度。但保爾森不選擇這種做法，是因為金融大鱷（即Zingales說的「資本家」）不想自己承擔損失，而希望納稅人（及持有美國政府資產的政府，即它們的納稅人）買掉他們已變壞的資產。
救市應爭論﹕令方案較合乎「社會公平」
換一個說法，就是有這麼一群資本家，環境好時，盡量賺錢放進自己的口袋（貪婪），環境壞時，盡量想辦法把損失社會化（socialize），叫大家來一起分擔風險。其實，對於那些投資機構的高級管理層而言，他們到底有多少損失，我很懷疑。去年，當次按初現敗象時，華爾街的高層分紅，平均只下降了2%至3%，現在許多公司破產，他們又可以拿着豐厚的遣散費離場。
所以，現在救市方案的爭論焦點，似乎不在於是否及如何能救市，因為，沒有人知道那些毒債到底還值多少錢，美國政府是否真的可以「撈底」，令市場回復向上勢頭。更應關心的是，如何能令方案較合乎「社會公平」，不過，怎樣做也總會有人質疑不公平，而且都很言之成理。難怪不少分析員指，支持與反對方案，不是兩黨之爭，而是精英議員與基層議員之爭，平民百姓絕對可以問，憑什麼要我們付錢去清理他們的爛帳！？民主黨的修訂，只是讓人覺得救市方案較公平而已。
不過，金融精英的確有所「憑」，他們早已挾持了政府甚至全世界：不救我們的爛攤子，很可能會有骨牌效應！套一句Ben-Ami的話，在《懦夫資本主義》裏，沒有人敢去賭，只求多一點人來一起分擔風險。克魯曼（Paul Krugman）說，當年前聯儲局主席「雪茄伏」（Paul Volcker）敢以20厘利率來降伏通脹，不理許多靠借貸的公司的死活，不過，最近「雪茄伏」卻是最先提出要入市的人。你可以想像一下，我們今天活在怎樣的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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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視野」
幾個麻甩佬站在羅湖海關搞邊科？
也許民主黨被建制派批評為「逢中必反」，所以，宣傳片上刻意強調中港視野，幾名重要候選人站在深圳幾個地標前，大喊We are ready（北京奧運的口號），究竟香港觀眾是否受落？還是觀眾不是香港人？民主黨本來有自己的中港視野（他們的源頭之一本來就是香港人支援愛國民主運動），可是，他們似乎傾向拾對手的牙慧，多於開發自己的中港視野。
活力
民主黨的宣傳片題目為《闖出新世代》，他們似乎想強調這個老牌民主派政黨具有新活力。所以，主題曲的節奏傾向明快，可是，畫面及內容卻與這種節奏明快配搭不起來。
由於宣傳片仍以多位候選人作為主角，而候選人的年齡又多是中年以上，除了鄺俊宇的招牌街舞外，其他候選人的動作及節奏很難配合。例如，開首不久時，何俊仁、李永達及張賢登玩跳大繩，動作生硬，音樂節奏及跳大繩與他們難以配合，尤其以張賢登在旁拍掌（00:49），更令人覺得兀突，予人扮細路的感覺。其實，不必如此，民主黨以及其短片導演對活力理解大狹隘了，多看經典的青春片，應該有幫助。
此外，其他幾個象徵性的動作，節奏感不強，與音樂及歌曲配合不起來，例如拋繩球，就不必多說了。
特效動畫
短片中的候選人及市民在空氣中畫出一些圖案，也許由於預算有限，動畫特效比較粗糙。不過，最不足的，可能是圖案的主題及象徵意義不夠突出。這可能跟民主黨一直期望成為跨階層政黨有關，例如，張賢登畫出大廈後加兩個人形，涂謹申畫出象徵司法公義的天秤，黃成智又畫上風箏等，顯得頗為雜亂，難以統一。不過，這可能就是民主黨要予人的印象，各個政策增面也照顧到。
不過，我仍然認為，短片既然是快速及短暫的宣傳，如何把各資訊統一在簡單的符號甚至氣氛，是非常重要。太多資訊反而變成無法辨認的噪音。
堅定可信
除了闖出新世代外，「堅定可信」是另一句經常重複的口號。民主黨是否「堅定可信」不是本文要討論的主題，不過，如何以影象來產生「堅定可信」的感覺呢？短片中除了不斷喊這句口號外，便只能依賴民主黨過去在眾多社會議題上都發聲，許多拉橫額、舉牌、遊行等的片段，奇怪的是不少竟是硬照。也許說明民主黨缺乏長期的文宣工作，包括保存歷史性錄像片段，沒有保存也應盡量向電視台買回來，這似乎亦是預算大限的結果。
要強調堅定可信，其實可以強調歷史向度，既然民主黨具有較長的歷史，為甚麼不突出這方面呢？是因為覺得香港人不愛歷史，只顧目前與未來？
從策略上，民主黨的宣傳短片還是資訊及象徵太多太雜，沒有形塑統一的意象、感覺與氣氛，也沒有抓住自己在香港民主運動的歷史位置。是技巧的問題？還是反映民主黨的本身的結構與特性？值得民主黨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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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聖火來港，全城忙翻天，忙中自然有亂，有趣。
公務員被迫當奧運啦啦隊
五月二日，奧運火炬來到香港，政府說會有三千警員當值，保護聖火，但不知會有多少公務員來當啦啦隊？
不願透露真實姓名的陳小姐，任職在某地區民政事務處。上星期，民政事務總署要求每區「交人」出來協助迎接火炬工作，有一些人被分派具體工作，例如在馬場查入場人士的身份證、手袋及為學生家課冊蓋章，有些人則沒有特別任務，沒事時就去街上當旁觀者，以防有甚麼事發生，才需要工作。特別是火炬途經的區，例如油尖旺及灣仔，地區民政事務處便空群出動。
最初，陳小姐的上司只是問她是否願意去，她本來對火炬沒有甚麼好感，而且，當她知道，五月二日當天大清早便要候命，更完全沒有興趣，所以直接跟上司說沒空參加了。可是，過了不久，上司以命令方式，要求陳小姐出席慶典。作為部門裡的一位低級公務員，當然不敢違反命令，只好調較好鬧鐘，清早起床迎聖火。
動員市民，查身份證，查家課手冊
事實上，各區民政處的聯絡主任總共要動員一萬三千人交給警察審查，通過審查後不准再更改，齊齊出席馬場火炬接力活動。所以，他們入馬場前，成人要核對身份證，學生要交出家課手冊核對樣貌。朋友笑說，不如全港市民以後除了要帶身份證，也要常備學生手冊，讓警察蓋白兔或黑豬。
至於沿途為火炬打氣的，聯絡主任也要動員一萬七千人。我想起港英年代的英女皇訪港，學生去獻花，不過，今天迎火炬的規模更大。
示威區，你在何方？
這次迎聖火最令人迷惑的是，示威區在哪裡？
就以沙田區為例。公眾活動聯絡小組總督察黃廣興表示，沙田區的示威區，即「指定公眾活動區」（DPAA, Designated Public Activity Area）只有四個，分別位於：
源和路公園，娛樂城對出（你可以用千里眼及透視眼望向遠在禾輋邨斜對面的運動場）
沙田圍路駕駛學院（你可能等到發火，也不知甚麼「火」才會經過？）
小瀝源遊樂場（同上）
沙田專業教育學院（IVE）對面（似乎是最接近的一個示威區）
至於沙田馬場的示威區就更撲朔迷離。我手頭上有一份民政總署的資料，顯示DPAA位於馬房旁，而舉辦慶典的地方是馬場大看台，兩者相隔了三幢建築物，分別是御駿苑、伯樂居及賽馬會會所，距離四百米以上。所以，示威者還是回家對著電視機抗議好了，如果有高清兼立體聲，現場感可能會稍大一點。
更奇怪的是，黃總督察卻否認有這個示威區的存在。我估計，這個示威區是給「不速之客」的，如果你事前沒有跟警察打過招呼，突然跑到馬場，警察又趕不走你，你便可能會被安排在那兒。不要發牢騷，反正其他示威區也不見得很近。
尖沙咀有一個示威區，在太空館與SOGO之間。而周邊由康文署管轄的文化設施會於當日暫時關閉，包括文化中心、藝術博物館、太空館、海濱公園與星光大道，換言之，示威人士到這些公共場所聚集的，但「啦啦隊」除外，因為，康文署屆時會安排「啦啦隊」在這些地方。如果你想接近聖火，做「啦啦隊」比較合適。
五千大元迎火炬
執筆時聽說，民政總署派了五千大元予全港每一間學校，製作迎接火炬的道具。五千大元可以做乜？據說，可以買一些紅色玻璃紙裝火焰，然後再買一些紙筒、卡紙及顏色紙，做火炬的柄部。這樣，我們香港每間學校也有機會一親火炬，真體貼。
五千元，搞藝術創作的朋友可以試試向民政總署申請，惡搞幾個迎奧運作品到處放也不錯呢！
由紅得發紫的曾德成接手民政事務局，果然不同凡響，頗有我黨風采。
照片來源：Gone-Walk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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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在台灣有投票權，大概會很恨民進黨，但是，真的要投票嘛，我絕不會投給馬英九，說不定，還會受不了誘惑，偷偷把票給了謝長廷。真是一張沉重的選票。
1991 年，潮濕悶熱的夏天，平生第一次去台灣，雖已是反威權統治的民主運動尾聲，但仍能感受到抗爭的熱熾。國民黨還在執政，當時的總統李登輝，不是今天那個模樣，很少講台語；在立法院，民進黨人揮拳打國民黨人，感謝指導我實習的記者告訴我：暴力是不對的，不過，你要了解拳頭的歷史意義；同一時間，我在街頭看到民眾多次衝開軍警的防線，闖進政府大樓，國民黨統治看起來竟是如此脆弱；在書店，我啃了不少之前出版的黨外雜誌及書籍，買了好幾本回家，如今還在家中的書架上。
較我年長及跟我同輩的台灣人，比我肯定感受深得多，不少還直接參與過黨外運動，坐過牢，受過壓迫，家裏甚至有人死於二二八、白色恐怖……
我說這些，不是為民進黨說好話，不過，我實在建議大家去看一下謝長廷的競選廣告，比馬英九的具歷史情感得多，屬政治美學的上乘之作。然而，威權統治的往事與記憶，可能已跟今天台灣的社會現况關係愈來愈遠了；民進黨終究當了8 年執政黨了，它幹的壞事也不少。不過，民進黨的強處，在於還能操控與動員這些歷史記憶，跟今天現况扣連出一個又一個的幻象（fantasy）：馬英九有綠卡，不能讓他跟中共勾結出賣台灣，不能讓國民黨重新獨大，不能讓「外人」（大陸人）湧過來（再次）傷害台灣，台灣不能成為另一個西藏，台灣人不能回到「過去」，要守護台灣。
國民黨輸了不只8 年
國民黨的馬英九的真正敵人，就是揮之不去的幻象，都跟國民黨的「過去」有關。他開始時打的經濟牌算是成功，但愈往後，他愈要掉進民進黨的語言幻象之中。他要到南部Long Stay，因那才是「最台灣的」地方，他的競選廣告也要用民進黨界定的族群認同來築構，對準閩南語、客家語及原住民族群。
「西藏牌」一出，小馬哥甚至想比謝長廷更「激」一點，說不排除杯葛奧運，卻給謝打了一記悶棍——中華棒球隊那麼困難才打進奧運，你不想讓「我們」登上世界舞台嗎？
執筆之時，還沒大選結果，但有一點肯定，即使馬英九因為成功製造經濟危機感而贏了，他在任內仍然會困在民進黨佈下的幻象。因為，說到底，民進黨早就創造了台灣的政治主流，國民黨，輸了不只8 年。
不是說許多人給民進黨洗了腦，我甚至懷疑有多少人真心相信謝的口號，不過，幻象與人們真實經驗之間，雖不按邏輯，卻有隱喻式的契合，甚至可讓人們在紛亂中找到歸宿。台灣的朋友笑說，台灣的日用品都產自大陸，台資早已穿梭兩岸，平常無人異議，現在不少人卻認同謝長廷，反對「一中」市場。我說，恰恰就因為「台灣主體」在經濟現實中「缺席」，才需要一個想像中的台灣經濟實體。馬英九說自己「務實」，但他要拚的其實也是幻象，在選舉廣告中，他伸出神奇手指，比劃出以台灣為中心的東亞及東南亞圈子，那個「中心」，其實與謝的相去不遠。
我認識的台灣知識分子對幻象語言嗤之以鼻，學者趙剛認為，每次選舉皆暴露出台灣的語言及道德沉淪， 「一中市場後，公園變公廁，談吐便吐痰」是歧視大陸人民的廣告（香港人不是也有這種情緒嗎？）挺綠的江霞在電視上又說，回台投票的都不是台灣人，甚至不是人，又是一惡例。有人哀嘆，不少人竟然寬恕甚至接受這樣的歧視與語言暴力，理性盡喪。
我不能不同意這些道德批判，在去中國化及本土主體性高揚下，不少人老早便擔心台灣走向法西斯主義。然而，台灣進步知識分子愈批判，愈被排在政治外圍，擠在社群幻象之外，獨守在道德高地，以及被邊緣化的族群抗爭（性工作者、樂生的癩病患者），這總讓我感到更不安。他們的批判雖然理論與道德水平高，諷刺的是，與近年流行於中港的「台灣亂象論」竟暗裏吻合。
民主體驗
每次選舉爆發出來的情緒或情感，有人稱為「民粹」，令人戒慎。我卻以為，皆屬「基進民主理論家」說的「民主經驗」之一種；民主不是溫文爾雅，不單是憲制下理性程序，更是民眾在歷史過程裏，以美學（aesthetic）及詩意（poetic）的方式感知「民主」，包括感受自由與平等，也包括對束縛與不公義的體驗，這些感知充滿歷史情感，讓人連結成不同的「我們」，也會界定或排斥他者。民主政治不是共識，而是開創不同的未來與可能，造成衝突，不確定的矛盾。
選舉政治特別需要幻象與熱情。政客與政黨要選票，就得插手在「不確定性」中，構築「台灣」，甚至不惜打茅波；選民呢？有的只是手中的一張選票，沒有幻象，沒有熱情，誰相信自己的一票有力量改變台灣呢？我期盼的，不應是免受幻象與熱情左右的所謂「理性」公民，而是兩個爛蘋果之外進步而熱情的社會幻象。
不少香港政客愛到台灣觀選學習，學習如何造勢與宣傳，動員（或操縱？）選民，工具理性主導一切。但是，又有多少人體認到，每一張選票後的台灣歷史與情感？覺察到民主運動需要民眾的美學與詩意實踐？觀乎香港民主運動的熱情冷卻，我猜答案是否定的。
我終於明白，為何我竟然會假想自己是台灣選民，卻對我真實擁有的香港選票如此看輕。
照片來自：Lin Shenghung
文章刊於2008.3.23，《明報》，周日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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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星期前，黎佩芬叫我寫程翔，因為事忙，我推辭了。其實，我還有點東西想寫。
程翔保持緘默，對內情不說，能寫的的確不多。不過，倒是他的緘默，讓我想到更多。
程說，假釋期間，不能亂說亂動。我倒是很好奇，國內的假釋條例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如何執行？公安也好，國安也好，也不至於大膽到越界執法。我猜，程翔基於更多的理由，要把這件事的「國家機密」一直守下去。再過幾年，大概已沒有記者及市民記得，有那麼一個「機密」，由程翔從監獄裡帶回到家去。
我無意向程先生責難，余杰批他的「愛國」老調已夠了。我想到的是另一位「帶著秘密回家的人」。
美國總統尼克遜是個倒霉鬼，他結束了越戰，為冷戰打開了一扇窗，跟紅色中國握手，成就不算差。可是，人們總想起他的「水門事件」。不過，事件的關鍵，其實不在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大樓的水門大廈，也不在那幾位闖進民主黨辦公室竊秘竊聽的人，而是尼克遜的私人珍藏－－錄音帶。
水門事件爆發後，尼克遜撐了好一陣子，照例否認涉及竊聽，但是，FBI、參議會、媒體等不斷調查，一些前內閣成員「爆料」，抖出越來越多問題，包括非常竊聽、盜取資料、非法查稅等等，更指他參與防礙司法公正，買通水門事件中被捕的闖入者。更致命的是，調查發現，尼克遜有自己一套的錄音系統，把他與幕僚及內閣成員的談話紀錄，當中涉及入以上案件。最高法院一致裁定要尼克遜交出所有錄音紀錄。
這些錄音紀錄，即後來稱之為”Smoking Gun”（意即「無可辯駁的證據」），它可以說是屬於尼克遜的「私人物品」，不過，他身為總統，卻不能以此為拒絕交出理由，結果，他選擇辭職，以一介國民身份把這些錄音帶保存起來，把錄音帶帶回家。這些錄音帶一直保存下來，除了少許先前曾交給法庭（也被認為刪去重要部份），沒有曝光，直至他去世。換言之，尼克遜要以個人身份，保存他的私人機密，因為，法庭已判定這些並非不能公開的「國家機密」。
在美國，竟然曾經有一位總統要變成普通公民，才能保護自己不見得光的秘密。
在中國，有太多的普通公民要為國家保存不見得光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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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兩星期談了幾件媒體事件，都涉及政府如何看待新舊媒體，好像都是互無關係的瑣碎小事。
管互聯網，用警察加影視處及淫審處去管；管電台電視台，有廣管局，發牌時，特首及行政會議才是一把手。看起來都是文化大事，卻輪不到民政事務局，反而是商務及經濟發局諸種業務，混在「通訊及科技科」裏。
香港沒有媒體政策，政府很巧妙地，把媒體事務分置在不同的部門裏，但又互不統屬。翻閱特首的施政報告，你會發現近年已有「文化保育」，唯獨沒有「媒體政策」。政府規管傳媒，卻又好像化整為零。
香港廣播業沒有清晰政策，卻有許多「謎」。○二╱○三年以前，我們會問，為何香港只有這麼少的電視台及電台？九十年代初，歐美國家的有線電視覆蓋率已是五至六成了，香港才有第一個有線電視牌照，接着又要再等十年，政府才再發出一堆收費電視牌照。公共服務廣播（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s）創於七十年代，為什麼到近年才籌劃？為什麼要與港台地位分開處理？
有人說，香港政府是發展主義，但在廣播媒體的環節，關心卻不是「發展」。每次有媒體科技出現，政府總是十分猶豫，害怕失控，拖後腿。這樣的態度，我會稱為「管理主義」。
最近政府要把電訊管理局與廣管局合併，成立資訊管理局，恍似簡單的機構重組。但是，前者一向管電訊技術牌照（特別是近年的無線電話技術），後者卻兼管內容，政府是否要推出新媒體的管治及發展政策？市民仍然是一頭霧水。
人人都說是媒體的年代，但政府只想繼續把媒體化成瑣碎事。
2008-03-08 《明報》　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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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 電台可能， 「民間電台」倡議的FM 社區電台卻不可能，為什麼呢？
裁判官游德康的看法很簡要準確，說出了香港的電台發牌制度問題：廣管局成員全由特首委任，而特首與行政會議成員又可行使酌情權，擁有無限制權力，換言之，是政治問題。
正如我說過，當年商台及新城得以成立，大概與親政府的大家族有關。不過，讓我們暫時撇除政治猜測，想一想，政府如何為香港的三個FM 電台佈局？
三個電台，共十個頻道，不過，佔用的不是十個FM 無線頻道，而是五十六個！為什麼？要覆蓋全港，需要好幾個發射站，就以商業一台為例，便需要七個，而每一個佔用的頻道又要有少許區隔，由FM88.1到FM89.5。加上鄰近（澳門、珠海及深圳）發射過來的信號，全港範圍內有差不多七十二個FM 頻道。
如果你要增加全港廣播，可能真的有點困難，因為，你可能又要設七個功率強大的發射站，佔用一段頗闊的頻寬。政府的廣播牌照政策，製造了一個印象，香港的頻道太多，要搞一個電台，需要佔用許多無線頻道。
但許多人沒搞清楚， 「民間電台」是功率低的小型電台，覆蓋特定的社區，它並不是要成立全港性廣播電台。以南韓社區電台作參考，發射只及五公里半徑範圍，約八十平方公里，大概比屯門小一點，這樣的社區，根本不會有七十二個無線頻道並存，所以，絕對有頻道可用， 不會造成干擾。而且成本低（大大低於大班的一億多元資本），管理上也簡單。
政府的廣播政策把電台等同於全港性廣播，排除了聯合國多年鼓吹的社區電台的可能，這可能是更深層的政治問題。
2008-03-07 《明報》　　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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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兩個電台的香江歲月
連續幾天談到電台的政治的部署，不禁令人想起電台的文化威力。
文化及學術界有一個說法：香港自70 至80 年代初開始，發展出本地文化及意識，它體現在媒體裏的流行文化，包括粵語流行曲、電影及電視劇集。我沒有太大異議，我只想補充一句：這段時期，我們只有兩個電台。
許多人覺得，香港的本土意識及文化是自然而生，歷史偶然。但是，若承載及推廣流行文化，孕育本土意識的電台及電視台，是殖民政府高度規管（regulate）的產物，那麼，這種文化有多「自然」？它與政府政策的關係，我們更需要想一想。
七十年代以前，粵語流行音樂還成不了主流，與國語及歐美流行曲並存。以商業電台為例，本地口味主導的文化產品是廣播劇，著名的李我先生的「天空小說」正是表表者。後來，廣播劇的重要性減低，本地流行音樂亦開始得到兩個電台落力催谷。
以音樂為例，不少人批評公營的香港電台，沒有音樂文化多元化的使命。它拿着公帑，推動本地商業流行音樂，比起商台更落力。前者在1978 年已有十大中文金曲，當時商台則只有中文歌曲擂台陣，10年後，商台才有叱吒樂壇流行榜。90 年代初至中期，商業二台更曾只播放本土創作。電台選擇自己市場利基（niche），本身沒有什麼問題，但當香港只有兩個電台，幾個頻道，它的選取，便幾乎決定了本地音樂文化了。
後來政府多批出一個新城電台牌照，在改造本土流行音樂獨大的局面上，沒有幫助，本地獨立音樂，甚至是歐美不同種類的音樂，仍缺少大眾媒體空間。
未來多一個AM 電台，換了個港台台長，又會改變多少呢？
2008-03-06　《明報》　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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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十年後，如果我們的政府檔案處比現在開放，歷史學家應該好好翻查，最近聘請廣播處長這件小事中，有沒有相關部門的會議紀錄，應該可以了解政府的公共廣播政策。由小事看大局，本是搞社會及文化史的習慣。
現在既然沒有檔案可看，我只能猜。我猜，政府在考慮三類名單。
第一類名單，是港台的員工，可能只有助理廣播處長戴健文一個，當然是最有港台經驗，如果政府純粹要聘一個公務員，我想不到第二個適合人選。不過，事情總不「純粹」，第一輪已出局。最近港台員工搞出「撐港台」運動，要求獨立自主，你說，政府想將來的處長撐還是不撐？
第二類名單是鄭丹瑞及甘國亮等人。這些民營廣播機構猛人應該不少，據說，大部分沒有大學學歷，不過，你很難質疑他們的地位，他們的經驗又何止十五年？所以，張文光的確失言。值得問的是，為什麼這類人卻絕少加入公營廣播機構？政府現在是否想吸納這些人，招聘結果出來便知分曉。如果也落選，大概不是因為他們的經驗不足，而是政府對他們不「放心」。
放寬招聘條件後，也許會擴大第三類名單，周融先生算是一個。
但是，他代表怎樣的一類人？我也說不準，周先生的廣播業經驗似乎主要是主持《千禧年代》，其餘的豐富經驗都在報界及公關（廉署的高級新聞官）。至於人脈關係，旁人不知；不過，他的節目聽眾很清楚，他的政治立場較為高官接受。如果周先生真的當了處長，我們也許能窺探一點政府對公共廣播的部署。
「學歷歧視」與「度身訂做」都不是重點，重點是讓我們明白，香港的公共廣播本來就是非常非常政治的事。
2008-03-05，《明報》，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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