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道」，是公民黨在這次選舉拋出來的理念。作為具分析性的政治理念，當然有失粗疏，但政治不是請客食飯，「公道」作為一個具政治動員的理念，有其效用及進步性，起碼不再只是公民黨一直標榜的程序理性，也涉及分配、空間及文化等公義問題。
公民黨拍出來的＜公道＞一片，算是近日選舉宣傳最好的作品。之前公民黨抄襲新加坡政府的Hip Hop只能說成功製造了眾議員活潑鬼馬的一面（可惜Rap的部份做得不好，唱與編排失色，頻頻甩beat），與香港現實還沒有建立象徵關係。但＜公道＞則嘗試結合香港處境，頗具挑戰性。
最令我印象深的是，導演成功創造一個具真實感的年青敘事者－－一名剛足十八歲的少女，這是個聰明的選擇。一方面創造了公民黨的青春感覺，這再次說明，年青的意義不一定要刻板印象式的「跳跳紥紥」（我之前所說的民主黨宣傳片敗筆），片中迷茫的少女在地鐵車廂中呆想，可能更具真實感與感染力；另一方面，少女眼神的憂鬱、迷茫（演技，演員及導演的表現應記一功），配以緩慢的鋼琴聲，成為香港未來的轉喻，即使觀眾不是十八歲，也能受到感應（也許因為我自己是教書的，所以更感受到這一點），她眼中的貧困、壓力、不公義、失落，又何止是十八歲少女的處境呢？
公民黨運用片中少女的「青春物語」，間接道出了政黨所關注的議題，並貫切在「公道」二字，算是高明的手法，至少精明地棄用老王賣瓜式的「口號政綱」。而且，更聰明的是，迴避了一些爭議或難解的議題，例如，最低工資問題（公民黨是否支持全面性立法？），又或者在職貧困與貧窮社區的問題（公民黨是否有更有效改善貧富懸殊的方案？）。
短片是好的，也道出不少市民的集體焦慮與情感，但對於一個「中間偏右」（我記得梁家傑是這樣說的）的政黨，實在太沉重了，只能令人感到公民黨會關心這些議題，跟市民一同呼吸。短片末段有一個頗為大的轉折（這亦是政治美學的特色，不需要或不能太具有邏輯性），當少女道出了各種對公義的追問，對現狀及前景不安及無力之後，最後唯一能體現自主的就是手上的一票，語氣稍為樂觀地說：「咁先至係最公道嘛」，接著便是公民黨的標誌。
公民黨提醒我們，「最公道」的選票可以交給公民黨，但短片中提及種種不公與期盼，無法自主難以改變的命運，又該如何面對？
延伸閱讀：
立法會選舉的城市表述之一－－公民黨的「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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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找我為某社福機構寫文章，當仁不讓，也曾欠下人家人情，不用稿費，也非常樂意。
要寫政府施政，批評特區政府、曾蔭權、北京政府、親北京人士少不了。文章寫好了，腦裡也一閃而過一個疑問：會否無法刊登？文章送交後，果然收到朋友的電話，不少較強烈或直接的批評也要刪掉，最令我驚訝的是所有「北京政府」也要消失。
我沒有怪責對方，但我也實在為難，在香港媒體寫稿快二十年了，從來沒有政治審查，自己不做，人家也不會做。這次，朋友在機構做事，我也不想令他為難，臨時抽稿我不介意，但不知會否難為了人家。最後，我接受某些內容刪除的「溫馨建議」，但有一些段落我仍然堅持不改，算是各行一步，不知機構及朋友最後會否接受。不過，對我來說，也是下為例。
香港的言論空間如何，社會控制如何，大概可以窺見一斑。
我也不是甚麼名家，我的文章沒有太多號召力，所以，沒有必要把自己陷於困難境地。這裡不妨呼籲一下，要審查，就請不用找我寫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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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被稱為「建制派」，它的宣傳短片也充份體現「建制美學」。這部短片不算出色，也不算創意非凡，但勝在簡潔而統一，跟民建聯過去的形象，甚至政府的宣傳都非常吻合。
資訊量盡量減少，但意象簡明更不惜重複相近的元素而加強感覺，是香港「建制美學」特點。全片以寧靜的海邊與小孩開首，不強調爭取甚麼，不像民主黨，沒有口號，反而是非常溫馨的「我祝願」，結合「經濟繁榮」，「和諧」與「穩定」，接著是團結一致，然後是「我地一齊實現」。這些意象抽象但熟悉，在官方宣傳下，它們之間已形成非常自然化（naturalized）的關係。
導演在政治美學上花了一點心思，海水的藍色，天空的藍色，以至民建聯的藍色衣服，是短片貫切的主色。而幾個候選人物的表情接近，製造「和顏悅色」的感覺，沒有繃緊的激動，製造親民與關懷的感覺，例如譚耀宗拾起小孩的祝願水瓶，向李慧琼發出「唔好做咁夜呀」的聲音以及她的微笑回應，曾鈺成買外賣時跟老闆說：「人人都話通脹，你都冇乜加價…」，這一切都盡量減低政治元素，強調日常生活（片中段曾鈺成與茶餐廳老闆交談）與經濟民生。而背景音樂亦不選擇節奏感太重，反而是較輕盈的。
民建聯似乎已很熟習這套官方美學，作為建制派政黨，跟政府以及眾官方機構互通款曲，所以，你會看到一些畫面跟《心繫家國》後來的畫面很相似，例如寫書法大字一幕最是明顯，跟近一兩年《心繫家國》的短片很一致：明明是抗戰激昂內容的國歌，卻配上歡欣平和的家庭及小孩畫面。
從民建聯的形象工程看，我有點懷疑所謂「鐵票論」，因為，它的宣傳似乎指向一群政治化不高的選民，如果是成功的話，高投票率並不一定不利民建聯，而它也不必單單依靠「鐵票」（所謂「鐵票」，反而是政治派別分明的選民）。
同時，也可窺見一些建制派與泛民之間的政治策略分別。由於泛民爭奪了不少八十年代以來的公民政治空間，例如遊行示威，以公共議題爭議起家，所以，建制派在這方面處於下風，它們的政治策略越來越不注重內容與爭議，反而注重經營形象及感覺。但是，政治與美學是密不可分的，更無可避免，經歷多年，雖然建制派的政治美學未達國際性的高水平（跟許多歐美國家及亞洲地區比較），但其經營已有長足的發展，漸漸發展成一個系統。但從之前我對民主黨選舉短片的分析，可以見到反對派的政治美學系統性不夠，花的心思及成本仍少，需下多番功夫。
下一篇我會再分析一下公民黨的Hip Hop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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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視野」
幾個麻甩佬站在羅湖海關搞邊科？
也許民主黨被建制派批評為「逢中必反」，所以，宣傳片上刻意強調中港視野，幾名重要候選人站在深圳幾個地標前，大喊We are ready（北京奧運的口號），究竟香港觀眾是否受落？還是觀眾不是香港人？民主黨本來有自己的中港視野（他們的源頭之一本來就是香港人支援愛國民主運動），可是，他們似乎傾向拾對手的牙慧，多於開發自己的中港視野。
活力
民主黨的宣傳片題目為《闖出新世代》，他們似乎想強調這個老牌民主派政黨具有新活力。所以，主題曲的節奏傾向明快，可是，畫面及內容卻與這種節奏明快配搭不起來。
由於宣傳片仍以多位候選人作為主角，而候選人的年齡又多是中年以上，除了鄺俊宇的招牌街舞外，其他候選人的動作及節奏很難配合。例如，開首不久時，何俊仁、李永達及張賢登玩跳大繩，動作生硬，音樂節奏及跳大繩與他們難以配合，尤其以張賢登在旁拍掌（00:49），更令人覺得兀突，予人扮細路的感覺。其實，不必如此，民主黨以及其短片導演對活力理解大狹隘了，多看經典的青春片，應該有幫助。
此外，其他幾個象徵性的動作，節奏感不強，與音樂及歌曲配合不起來，例如拋繩球，就不必多說了。
特效動畫
短片中的候選人及市民在空氣中畫出一些圖案，也許由於預算有限，動畫特效比較粗糙。不過，最不足的，可能是圖案的主題及象徵意義不夠突出。這可能跟民主黨一直期望成為跨階層政黨有關，例如，張賢登畫出大廈後加兩個人形，涂謹申畫出象徵司法公義的天秤，黃成智又畫上風箏等，顯得頗為雜亂，難以統一。不過，這可能就是民主黨要予人的印象，各個政策增面也照顧到。
不過，我仍然認為，短片既然是快速及短暫的宣傳，如何把各資訊統一在簡單的符號甚至氣氛，是非常重要。太多資訊反而變成無法辨認的噪音。
堅定可信
除了闖出新世代外，「堅定可信」是另一句經常重複的口號。民主黨是否「堅定可信」不是本文要討論的主題，不過，如何以影象來產生「堅定可信」的感覺呢？短片中除了不斷喊這句口號外，便只能依賴民主黨過去在眾多社會議題上都發聲，許多拉橫額、舉牌、遊行等的片段，奇怪的是不少竟是硬照。也許說明民主黨缺乏長期的文宣工作，包括保存歷史性錄像片段，沒有保存也應盡量向電視台買回來，這似乎亦是預算大限的結果。
要強調堅定可信，其實可以強調歷史向度，既然民主黨具有較長的歷史，為甚麼不突出這方面呢？是因為覺得香港人不愛歷史，只顧目前與未來？
從策略上，民主黨的宣傳短片還是資訊及象徵太多太雜，沒有形塑統一的意象、感覺與氣氛，也沒有抓住自己在香港民主運動的歷史位置。是技巧的問題？還是反映民主黨的本身的結構與特性？值得民主黨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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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都市重建，總有兩種對立觀點。市建局總認為香港人（包括他們自己）滿身銅臭，所有爭議都是錢作怪，反對重建計劃的人都是想要一個好價錢。反對重建的人近年則多以「保育」為理據反對，拒絕談錢，前陣子的利東街居民是為一經典例子。
七月十五日，應中西區關注組羅雅寧小姐（下簡稱Katty）的邀請，前往士丹頓街64號參觀，它是一幢位處市建H19項目內剛修復過的唐樓。她說，市建局正在收購項目範圍的物業，它向媒體宣傳，收購價是歷來最高，達9986元一呎。但是，坊間傳聞收購並不順利，只及百分之十，而聽街坊說，多個地產財團已到該區「落釘」。在這種情況下，去年十二月周立明小姐花了三千萬買下及修葺士丹頓街64號，更顯得不尋常。
周小姐多次強調，她買下這幢連地舖四層舊樓，並不是為炒賣投機，而是看中了這個具有文化歷史價值的地區。而且，她知道，政府打算活化保育該物業前面的前警察宿舍，亦即中央書院原址，若果維持該區低密度的狀態，是個很理想的家居辦公（Soho）樓宇。她的本行是全球性策略性投資，擁有一個有特色的辦公室是她的夢想。
周小姐說：「我覺得是物有所值的。我們不用跟人家一起早上上班迫Lift，那些商廈又一式一樣。在這裡，我們公司員工可以很方便來上班，外國來出差的同事也可以在頂樓住，早上來上班很方便。」周小姐說，這種舊樓復修成的辦公室在紐約以至其他西方國家很普遍。三月份，她雖然接到市建局的收購信件，但她說無意出售。
筆者參觀過這幢復修後的唐樓，大部份舊有的氣息沒有了，非常新穎精緻，不過，業主還是保留及復現了一些舊日痕跡，例如木窗框及扉，原有的樓梯及扶手，外面固然煥然一新，但亦讓人看到過去建築的高度。周小姐的妹妹是建築師，夥拍同時建築師的林啟麟，為這幢唐樓設計復修，花了不少心思，例如，盡量利用及擴大原有唐樓的採光，使用舊式鐵閘，以及再利用一些建築物料，製作了一個活動的玻璃記事板。
周小姐說，她很喜歡華人過去的下舖上居方式，這次她得以用縉紳化（gentrification）的方式，保留及發展這種空間特色。這種發展方式，其實與旁邊蘇豪區的發展類同。
市建局大概私下懷疑周小姐的企圖，不過，中西區關注組的Katty則認為，舊樓復修的更新模式是可取的，可以保留一點原貌，亦可以減低高密度的發展壓力。據周小姐說，復修成本大約是一千元一呎，相當便宜，但市建局似乎仍屬意拆去絕大部份舊樓，興建三十層高的住宅，只保留永利街尾三座唐樓。
所以，爭議點其實不在留與不留，而是哪一種發展方式，以及由此而牽引出的社會關係。

雖然周小姐說，喜歡這一區的「低密度」，但對當區居民來說，越來越高的密度已是他們面對的現在與未來。中西區關注組的Katty與孫小姐，前者住在金堅大廈，後者住在雍翠臺。她們認為，不應該再增加密度了，孫小姐甚至說，她自己當初住進雍翠臺時，也不懂自己原來買了及住了「屏風樓」，把後面永利街的舊樓擋住了。而且，他們亦擔心，未來興建三十層高住宅，亦會令附近的舊樓及擋土牆的結構及土力安全構成危險。
八十歲的李澤裕先生，做了印刷行業五十多年，在永利街開店也有三十多年，他是一名租客，對那些所謂「天價」沒有興趣，租客及營商賠償也是其次，他希望的是保留多一些永利街的舊樓，特別是那些印刷廠，成為印刷業博物館，就像他保留大量鉛字粒一樣。

士丹頓街64號旁旳一幢五層高大廈，業主之一譚先生坦言，他的「保育」訴求跟金錢考慮有關。他說，雖然市建局提出的收購價是接近萬元一呎，但價錢是按居住及商用樓面面積計算，可是，市建局要的其實是土地，中上環這一帶極其珍貴的土地，高昂的土地價值最後去到地產商及市建局手上。他認為，這種交換不公道，他既然覺得這種交換不公道，不高興，應該有權不賣，不如爭取「保育」更令他「順氣」。而且，在他接觸市建局的過程中，他很不滿市建的高級職員的態度很高傲，總是把居民及業主標籤為貪得無厭之徒，又看不起他們的社會地位，以至對發展方案的意見。
譚先生的邏輯，我自己並不完全認同，不過，若有人把他看成唯利是圖之輩，我覺得實在有欠公允。他的想法及分析，其實道出了一個事實：市建局就是發展商，開發土地，不過，它是擁有政府權力的發展商，例如，它最後可以用「公共利益」之名強制官地收回。既然市建局玩的是地產遊戲，那便不免觸發各種金錢的遊戲，地產商更勇於投入這場遊戲，小業主各種金錢考慮為甚麼就是貪婪呢？
兩年前，住在士丹頓街的呂小姐是這個遊戲的受害者。她當年是一位租客，住在唐樓已有五十多年，帶著一位有自閉症的兒子。她曾希望重建快點來，她不期望有大筆的賠償，只希望可以安置她到公共房屋，可是，這個前土發項目的進展，比地產商慢，地產商看準時機，買下唐樓業主的業權。新業主為了省錢賠償，威逼租客搬走，甚至多次偷偷派人剪去屋外的自來水管，弄得眾租客家無寧日，最後無奈搬走，跟業主對簿公堂亦輸了。由於搬走了，市建局亦拒絕安置她，日後是否得到賠償更是未知之數。　
市區重建局總是懷疑全世界都像它自己以及它的盟友一樣貪婪。也許，人類都有點自利，不過，並不代表我們就不能對社區有感情，對歷史有承擔，對公義有堅持，總不能犬儒地相信所有這些感情與堅持，都是金錢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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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鎮瑋，今年二十四歲，年初時跟眾多網民一樣，觀看藝人裸照，並順手在討論區發佈，結果，被判發佈「淫褻物品」，認罪，結果… …
裁判官說，要看「背景報告」，才判刑，被告要還柙至七月二十四日，一坐就是三星期。
我不知道發佈「淫褻物品」要被罰多少，但是，知道之前，他又成為另一位被拋進黑洞的小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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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第一次探監，是一個學習過程，不失為自我增值機會。
早上九時許跟朋友約在荔枝角地鐵站附近的茶餐廳，可能是星期日，這一帶的工廠大廈冷冷清清，連餐廳的伙計也沒精打采。探監前大家討論了一番馬楚明與馮炳德的法律問題，由法律問題自然談到政治問題。
最近檢控社會運動人士襲警、阻差辦公等案件，一件接一件，就連重案組高層在法庭上也透露，每次示威遊行也有便裝警員到場「取證」，示威現場變了準犯罪現場；早前在法庭上聽審，細心看警察去年八月一日在皇后碼頭拍的錄影帶，竟然看到鏡頭無原無故近攝追著馬楚明，這位小市民在重案組眼中，仿如大賊毒販。加上昨日莫不言談到律政署對控罪的考量，容我說一句，就是有組織及系統地控制及打擊社會運動。
毫不滋味地吃完早餐，我們便從長沙灣道走向後面的街道，直達那幢躲在架空高速公路下的荔枝角收柙所。
想不到星期天收柙所的接待室熱鬧得比我家附近的茶樓有過之而無不及，跟收柙所附近的冷清對比強烈。小小的接待室裡打了個「蛇餅」，訪客還陸續進來。我以為監獄短缺是美國現象，我現在才知香港亦然，懲教處亦非常老實，張貼告示，指收柙所人滿之患，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接待室裡排隊，其實有點無謂，為的只是一張表格以及上面的一個號碼，其實是人流控制。把隨身行李放在電子化的儲物箱後不久，便輪到我們了。在沒有人指示下，我們跟著人流，走向探訪室。
探訪室是另一個等候大堂，進入前要掏出身上所有東西，走過金屬探測器。以為差不多可以見到馬仔及Julian了，結果是再次排隊，把填好的表格交給另一些職員，接著又是等待。
探訪室比剛才的接待室還要擠迫，人聲鼎沸，也許人太多，我一個月前開始有的焦慮及恐慌症也輕微發作，不過，我也故作鎮定地跟同來的朋友閒聊。我們拿著物品規定閱讀，發現監獄的規矩真的多如牛毛，鉅細無遺，例如，只有一個品牌的肥皂才可以帶進監倉，而且是某一特定包裝才可以，還柙者要吃朱古力，只可吃M字頭其中兩款，還有，內褲不得有蕾絲，不得送交「不利於囚犯改過自身」的刊物，我們傻笑了良久。
等著叫號進入期間，我才比較留心觀察探訪室裡的人，不同國籍與語言的人也有，很全球化。女人較多，小孩也不少，大概不少人來探望丈夫及父親；收柙所，是家庭團聚的地方，星期天的收柙所尤甚，真的跟茶樓有點相近的社會功能，目無表情的懲教處人員亦像忙壞了的茶樓侍應與經理。
經過重重關卡進入真正可以跟還柙者面對面交談的地方，卻又有另一番景象。佈置跟電視及電影中所見沒有太大分別，是一道長長畢直的走廊，兩邊是會面交談的窗口，但是，管理卻鬆散得令人有點驚訝。等了差不多四十分鐘，懲教處人員告訴我們該到哪個窗口，然後一切便是自助了，訪客與囚犯交談用電話聽筒，但可能隔著玻璃與鐵窗，大家下意識地提高嗓門，旁邊的人喊破喉嚨，自己亦自然提高聲浪。
不過，不管你喊到拆天，獄警也沒有干預，頗為自由。我身旁的一名女子隔著玻璃鐵窗，跟她的男子大吵大鬧起來，獄警也自由放任。狹窄的會面地方裡，加上聲浪，熱鬧程度要比外面更甚，就像充斥著講價與叫賣的市集。
我與Bobo負責跟馬仔見面，他精神不錯，終究是第一次坐牢，心情不會好過。我第一次探監，要在十五分鐘裡跟一個坐牢的朋友聊天，我突然不知該跟他說甚麼話，身旁的Bobo就比我能說會道得多。
馬仔說，收柙也沒有甚麼好做，不過，監倉也實在太狹小。內裡沒有報紙，電視新聞也不能看，只能看其他節目。令我有點錯愕氣憤的是，打壓社會運動的系統沒有閒著，馬仔住了兩天已開始遭受獄警滋擾，用粗言穢語辱罵，亦有人不斷詢問他我們在外面會否有行動聲援他。也許看他個子比較矮小，比較好欺負。如果情況持續，在外面的我們不能就手旁觀。
這兒實在有點混亂，十五分鐘時限到，沒有獄警通知我們，但馬仔身後卻有囚犯等著，打手勢示意時間到了。事實上，談話過程中，不斷有囚犯在馬仔身後走來走去，與外面的親友打招呼或用手勢交談。
冗長的司法程序，早已是香港社會運動的「有機」部份，但牢獄之苦仍然不算常見。不過，情況再惡化下去，也許，我們也不能幸免。事實上，許多國家的社會運動參與者經常需要坐牢（例如韓國），多了解、學習與習慣，似乎是非常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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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馬仔與Julian被法官拋進收柙所坐兩個星期，在場的本土行動朋友傷心欲絕。傷心之餘，我們還是要認識及思考司法檢控的政治性在哪裡。
／莫不言
馬楚明與馮炳德兩位本土行動成員，於去年八月一日，反對政府清拆皇后碼頭時，與警方發生衝突，後來被控「襲擊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罪。昨日（27/6/2008）於東區裁判法院被判罪成，裁判官周燕珠以取得「背景報告」為由，把他們還柙至七月十一日才作具體判刑。
本土行動與其他民間團體經常批評警方及律政署「政治檢控」或「選擇性檢控」，但我這裡先不預設這種立場，反而細緻看一下這次司法程序中的兩個值得大家注意的問題。
該控甚麼罪？
檢控某人襲擊警務人員，一般可選擇兩個可能：
1. 第212章《侵害人身罪條例》36條(b)，「襲擊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罪， 即「襲擊、抗拒或故意阻撓在正當執行職務的任何警務人員或在協助該警務人員的人，最高可判監兩年。」
2. 第232章《警隊條例》63條，「任何人襲擊或抗拒執行職責的警務人員，或協助或煽惑任何人如此襲擊或抗拒，或在被要求協助該執行職責的人員時拒絕協助，或意圖妨礙或拖延達到公正的目的而提供虛假資料，以蓄意誤導或企圖誤導警務人員，循簡易程序定罪後，可處罰款$5000及監禁6個月。」
前者最高判刑是兩年監禁，後者只是六個月，而律政署最後決定取前者而棄後者，顯然認為案情嚴重，想達到較重的阻嚇作用。
我們當然無法知道律政署真正在考慮甚麼，主控官在庭上不斷強調案情嚴重，雖然，所有據稱被襲警員也是皮外傷。的確有一些襲警案例是取後者，即刑罰較輕的罪，從過去資料上看，不見得這些案例就是比馮及馬被指控的要輕微。例如，在2007 年10 月1 日，一名男子在保釋期間，在便利店偷取洋酒，被警員截停，在拘捕過程中上訴人拒捕，令警員右額受傷。結果，這名男子也只被控《警隊條例》63條，就這條罪他被判四個半月。(他曾就其他刑期上訴，高等法院的裁決在此)
為甚麼要被「拋（入監牢）」兩個星期？
所謂還柙，其實就是在荔枝角收柙所坐牢兩個星期，等候最後的判刑。馬楚明的律師馬浩輝曾申請即時「保釋等候上訴」（bail pending appeal），但裁判官周燕珠指，由於還未被判刑，所以無從上訴。有法律界人士指，兩名被告就如被拋進一個黑洞，他們被判罪成，所以以往的保釋候審不再適用，但又沒有被判刑，無從上訴。再者，由於還沒有判刑，所有程序需要在區域裁判法院中進行，所以，亦不可能向高等法院申請。
被告兩名律師嘗試作最後努力，向法官申請「保釋等候報告」（bail pending report），他們指，馬楚明與馮炳德願意接受任何保釋條件，包括保釋金與定期到警署報到，既然沒有任何過往記錄顯示兩人會潛逃，所以，法庭應該接受。但主控官不接納，他的理由簡單得令人不可置信，他只是說有理由相信他們可能會違反保釋條件，至於為甚麼，他沒有明說。而裁判官周燕珠則說，由於《侵害人身罪條例》36條(b)的正常判刑（norm）是監禁，而又看不到任何例外情況（exceptional circumstance），兩人既然不認罪，沒有顯示悔意，故此不會考慮社會服務令，可以肯定的是，二人會被判監，既然是這樣，還柙沒有問題。裁判官認為，如果現在准許二人保釋，會「發放錯誤訊息」予他們及公眾。
整天在東區裁判法院聽審，只令人覺得小市民很無助，也許由他們被控36(b)開始，兩人已墮進一個難以施力的黑洞。我們目睹囚車離去，也不知該說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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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決定要拆去尖沙咀天星碼頭前的巴士總站，把它改成一個廣場，據說，以後這個廣場可以成為花車巡遊的起點。

政府官員為了增強大家的信心，說將來的廣場就如倫敦的特法拉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
特法拉加廣場，是紀念十九世紀初英國打敗拿破倫的特法拉加戰役，四周有不少十九世紀的地標，例如Nelson’s Column（建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紀念死於該場戰役的尼爾遜上將（Admiral Lord Nelson），以及守衛這根柱的四只獅子，南端是Charing Cross，被視為倫敦的心臟。廣場的一切盡是英帝國光榮的象徵。
香港政府打算要給予我們甚麼光榮象徵？我沒有甚麼信心。
特法拉加廣場的歷史意義，不盡是英國統治者所獨攬。自廣場建立後，許多政治抗議也在此舉行，弄得英政府曾一度禁止不少異見者的活動，包括四十年代的憲章運動（Chartist movement），十九世紀末的勞工運動及社會民主運動。而戰後著名的反核示威（六十年代）、反人頭稅（九十年代初）以至近年的反戰示威，亦在此廣場作為起點。
這些歷史意義更不可能「建造」出來的。未來廣場旁的尖沙咀天星碼頭，曾經有不少政治集會及活動，我們如何保留紀念這些歷史記憶？我恐怕香港政府這次廣場改造，帶來的後果只會是相反，進一步剷除這些異議歷史的痕跡。
一直有傳聞，九倉打算把尖沙咀天星碼頭改建，曾與政府磋商，他日新廣場出現，這個改建計劃更有利可圖。
中環大會堂前的天星碼頭已去，尖沙咀的還會遠嗎？
《蘋果日報》報導
圖片來自《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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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局長與政治助理風波好像靜下來了。
事件發生至今，我竟然沒有在報章寫過評論，連自己的網誌也沒有，我自己也感到驚訝。
罵曾蔭權的說話不用我說了，這場風波教我看到更多香港的政治特質。
事件的核心其實是「政治人材論」。這個怪論大概是八十年代劉兆佳發明的，當時還受許多人質疑，如今，這卻成為一種「公論」，培養「政治人材」，天經地義。正因為天經地義，許多不見得人的政治計謀，都以此為幌子，就連反對派，也只能質疑薪酬與招聘程序，而無法質疑培養政治人材的需要。
香港是否缺乏政治人材？這是很難回答的，其他國家或地區很少會去問：我們這個地方的政治人材是否足夠？政治人材夠不夠，關心的通常是政黨。例如在中國，幾乎只有中國共產黨關心自己的第二、三梯隊是否足夠，因為任何政黨會關心自己的人材是否足夠，是否能使黨壯大，是否能執政。
香港呢？很奇怪，我們根本不知道這些政治助理及副局長是屬於那個政治集團，因為，雖然是特首委任，但特首又不能是黨派的（基本法做的好事）。事實上，看一看這群政壇新丁，他們來自五湖四海，背景很不一樣，不會屬同一黨派，有些人甚至黨派不明。
再者，香港培養多一些政治人材好不好？我們好像假設了一定是好的，這其實是極端荒謬的。政治人材跟一般專業人材不同，要視乎那一種政治理念及立場的人材。舉個極端的例子，恐怖份子也算是政治人材，法西斯主義者也是，但不會有多少人認為香港應該多一點這些政治人材。民建聯黨然會認為培養多一點親建制及親北京的政治人材會好，民主黨則大概不會同意。
我不想一竹篙打一船人，但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根本不知道曾蔭權培養的政治人材，是哪一種政治人材。
我猜，現在這個名單，其實是許多派別不同的人的議程互相衝突妥協的結果，這些政治議程，隱蔽在「政治人材」之下。
香港政治不只是無間道，還是無厘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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