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牧視野

賴希（Robert Bernard Reich）是克林頓當總統時期的勞工部長，他現在加州大學柏克來分校的高文公共政策學院當教授。他在新著《超級資本主義：商業、民主及日常生活的轉變》(Knopf, 2007)中，反對倡議企業社會責任，他認為，這種概念轉移了大眾視線，造成幻象，同樣，他認為企業收入稅對財富分配沒有作用（他建議向股東收稅），而企業的罪行責任也是一種謬誤。他的觀點很簡單，就是要把責任追究到個人身上。 「企業不能懷有犯罪意圖，因為它們不像人類，有能力產生意圖。Arthur Andersen（一家全球性會計公司）像一個人名，但是，會計公司只是一個法律上的虛構物… …在任何情形下，陪審員如何知道企業「知道自己的行為是錯的」？企業無法分辨對錯，無法知道任何事情，甚至無法採取行動，只有人才能分辨對錯，只有人才行動，這是民主的基本信條。」賴希說。
順著他的想法，他倡議企業的憲法權要一併取消，除了一紙合約中的條文外，企業不應有其他憲法權利，包括言論自由，也不應在民主制度中有代表。
賴希認為，現在的資本主義競爭很激烈，我們一方面要求極低價的產品（Walmart是個好例子），以及追求高的投資回報；同時，另一方面，我們作為公民的身份正在萎縮，受到企業對政府的影響，我們的權益日漸萎縮，我們甚至不相信可以要求政府對私人企業行為作出合理限制，我們不再相信會有好的政府政策，我們反而希望企業有好的政策，所以，我們會有「企業社會責任」這種說法，還讚賞企業做了好事。賴希稱此為「被轉移的政治」（politics diverted）。
賴希認為，應重建一個免除企業影響的公共領域，讓合理的政策可以被討論、制定與執行。
賴希在九月／十月號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中有一篇名為＜資本主義殺害民主＞，內月不少這本新書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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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大學入學面試，跟中七生面對面，尋常的問題，總遇到許多無法預計的答案。最不可思議的，竟然就是我認為最平常的問題：「你打算未來從事甚麼工作？」，也會出現摸不著頭腦的答案。
答案一：報刊
小評：報刊不是一種工作或職業，中學似乎要加強概念分類的教育。究竟是要做報刊的編輯還是記者，還是做市場銷售？
答案二：與人有關的工作
小評：太抽象，我只知道，這位學生不打算做與「非人」有關的工作，例如物件及動物。竟然有差不多十位學生這樣回答。
答案三：跟拍攝有關的工作
小評：拍攝甚麼？拍電影？攝影師？
答案四：文職
小評：我只知道他／她不打算做龍虎武師或武生，但卻不知道是那一種文職。
答案五：Author
小評：不知該說甚麼，我放棄了。作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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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要寫一篇文章，討論政府如何控制大學，其實不懂得寫，除了路人皆見的教院風波外，我也提不出甚麼高見。
在網上找到一些有趣的資料，值得大家深思。
十五位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有六位與大學的董事會有關，其中有四位是主席或副主席，有一位是副校監，當中有一位更是控制全港大學「水源」的大學撥款委員會主席史美倫。
梁振英／嶺南大學校董會成員及主席
陳智思／嶺南大學校董會副主席
史美倫／大學撥款委員會主席
李業廣／香港公開大學校董會主席
曾鈺成／香港公開大學校董
李國寶／香港大學副校監
張建東／香港科技大學校董會副主席及香港公開大學校董會成員
這些職位，都是決定及影響大學最高管理層。再看一下香港八家公立大學的財政來源，大部份來自政府，受大學撥款委員會資助，我們粗略可以勾劃出一幅政府與大學之間的權力圖，香港的大學有多自主，實在只存在於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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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宗大學醜聞，醜，絕不在於大學出現情色／色情物品，醜，在於大學管理者的道德審查爆哂分，在於審美能力零分！
藝術家兼城大學生Max Willis，掛一幅裸體畫在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裡，竟然惹來投訴，我不知道，是誰投訴，是學生？是老師？是大學高層？不過，據說，高層管理人員跟Max說，請他尊重本地文化！不要掛裸體畫！
混賬！誰不尊重本地文化？！是Max？還是這位麻木、機械、不分青紅皂白、只懂審查的管理人員？這裡還是大學呀！這裡還是搞創意的地方呀？
請香港的大學停手，停止讓香港再出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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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佩服日本歷史學者的考據精神，細心程度令人敬佩，有時，細緻得令人有點難以理解，不過，也不失為做學問的基本態度，自問在這方面還有待改進。
手上這本《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作者石川禎浩，本著追本溯源的精神，他問了一個很少中國人會問的問題：
日本、中國及韓國三個國家的共產黨成立時間很相近，但是，日本是最先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亦是最先有共產主義及社會主義方面的書籍，但共產黨成立的次序卻是韓國－中國－日本，為甚麼？其實不難回答，因為這三個國家的共產黨成立，並不源自思潮發展而生，而是跟蘇共有關，因為，1920年7-8月共產國際的第二次大會，才提出「民族問題」與「殖民地問題」，把共產主義革命推到亞洲去。
正因為1920年7-8月的大轉折，此前的中國知識界便更顯得有趣，當蘇聯還沒有直接大力協助中國知識份子成立共產黨時，中國是如何接收馬克思主義及共產主義理論呢？
此書我還沒看完，不妨先談第一章。石川禎浩花了一整章，探討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各本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書籍，由誰來翻譯，翻譯底本來自哪裡，
第一個系統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的人，據石川禎浩說，是《晨報副刊》的《馬克思研究》欄，作者是陳溥賢，是《晨報》的主編，他是李大釗朋友及同事，曾到日本留學。李大釗看的許多書與理解，都是陳溥賢介紹給他的。不過，陳溥賢後來沒有加入共產黨，卻跟張學良去了東北，後來還加入國民黨的南京中央通訊社，還跟蔣介石去了台灣。
另一位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國民黨人，便是戴季陶，他根據日文版翻譯了《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一書》（考茨基著），他曾與陳獨秀在上海籌辦共產主義小組。戴季陶後來疏遠共產主義小組，甚至反共。
石川禎浩認為，陳溥賢及戴季陶，屬後來及當時的國民黨人，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要比李大釗及陳獨秀高，可以說是他們的導師級人物。
本章第一章另一個有趣的地方，是美國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新青年》在1920年5月休刊，8月復刊，全面左轉，連封面也改了，封面的圖案是兩只手互握，以前一般的解釋，是表示中國與蘇聯，或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可是，石川說，這個圖案其實來自美國社會黨（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的黨徽。當時該黨的刊物應該流傳至中國，事實上，茅盾翻譯列寧《國家與革命》第一章，便是參考了英譯本。

美國這個社會主義政黨，我看Mike Davis 的City of Quartz一書也有看過，據說差一點便拿下洛杉磯市長席位，連選總統也有百分之幾的選票，但想不到它與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歷史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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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can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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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來的報導。上星期四，嶺南大學學生與校長陳坤耀對話，名為「誰偷走了我們的選擇？」，為了甚麼？除了「令大學頭痛的中文」外，還有甚麼呢？
糊糊塗塗的政策
嶺南高層規定，明年開始，除了特別申請之外，所有課程需要用英語教授，不管課堂裡的學生是誰。表面上，這個政策是為了令外地交換生有更多課程可以修讀，實際的效果是令本地學生更多機會用英語學習。過去的彈性便沒有了，本來授課導師在合理情況下，包括沒有不懂廣東話的學生及大部份同學同意，可以由英語轉成廣東話或其他語言授課。而這樣的政策改動，據說由於大學高層覺得「無關重要」，所以沒有諮詢任何學生與老師。
政策的即時效果是，許多中文系及翻譯系以外的課程，都需要用英語教授，包括某些學系的中文寫作科，這當然是荒謬的，這並不是真的要用英語教香港華人學生寫中文，而是要申請，對，在香港用母語教中文寫作，是要申請的。
坦白說，我不相信這個政策來自陳坤耀，我一直覺得他是個聰明人，尤其是他即將要卸任，犯不著趟這渾水。不過，大學高層如何糊糊塗塗，弄出來個古古怪怪的政策，他也要出來應付群眾，這可能是他在嶺南最後一次。
「媚英」、「媚美」？

許多人以為會劍拔弩張，但陳坤耀一開腔，便化去不少矛盾氣氛。他說，政策只是要令學生在選課時，清楚知道課程用甚麼語言教授，所以要用廣東話授課，需於每年三至四月，為下一個學年申請。他提出，如果同學覺得少了母語學習，他建議，可以在加退選期後，導師向校方申請，由英語轉成其他語言。
他重複申明，並無意要用英語教學來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大學國際化的意思，其實是要引入多一點外地學生，而不是用英語授課，不過，英語是「國際語言」，所以才會產生許多誤解。他補充，大學絕對不是「媚英」、「媚美」。
台下有學生說，大學沒有平等對待不同語言教學的機會；但有交換生亦說，曾試過有學生在課堂裡不管交換生聽不懂，還是堅持用廣東話發言及報告，而老師也沒有阻止，我自己也見過，有來自廣東省以外的交換生聽得懂廣東話，但不敢說，不管是廣東話還是普通話。至於本地同學用英語討論面對困難，的確也是事實，有時一位外地學生，令課程要以廣東話上課，又會造成許多本地學生抱怨。
管理主義
似乎，不管對本地生還是外地生，校園裡的溝通交流，在語言上出現很大的問題，也許背後有更多文化上的問題。但更大的問題是，學校的新政策是否能改善這些問題，還是惡化？
但大學高層，包括陳校長，似乎傾向以更多規矩，更中央性的監督，來解決這些問題。陳校長說得很輕鬆，不管是教務會，還是學術質量保證委員會（AQAC），都會對這些問題很寬容，很容易通過學系的申請。不過，事實是否如此，我實在不敢講。
若跳到價值及原則層次上討論，我們還可以問：過去導師的自主及彈性空間是太多還是太少？對改善問題有沒有幫助？課室的自主自決，是否合理的要求？
我越來越發現，涉及的問題也許不單在於殖民主義作崇，而是大學高層解決問題的慣性，總是想管多一點，多一些程序，多一些監督。這種層級式思維，這種管理主義，可能才是令校園的溝通問題無法得到解決。
照片：阿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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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寫大學城。
與三十多位學生及同事去廣州大學城，雖然之前已探路，但還是有許多意想不到的事。
接待的老師建議我們騎單車，由華南師範大學去華南理工附近的穗石村。大學城的官方宣傳說，是讓院校共同分享及連結，可是，由一間院校去到另一間院校，接駁巴士卻嚴重不足，故此，平日各院校學生其實也只是在自己的校園活動，少到別的大學去。所以，要去華南理工，我們選擇了 騎著租回來的單車前去。
同行的十個左右的香港同學，單車技術不怎麼高明，有一些還不懂得騎，要坐兩人座位的單車。在路上我們發現，大學城的設計及規劃，像一個大型工業區，大學就像工廠，連接各大學的道路是寬闊無比的公路，而且，實在太大了，我們來回總共花了兩個小時，回程時還是冒著大雨，結果，感冒了。
還好，沒有發生意外。
這次親身體驗了中國大陸這種由長官意志造成的超大型城市建設，破壞原有村落生活脈絡不在話下，規劃的尺度與方式，毫不人性化，這種對「大」的追求慾望，從解放前至現在一直沒有消退，只是變本加厲，全國風行。
就因為省委書記張德江想弄個文化大省， 廣州南面出現了一個全國最大的大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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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論文很悶，總有欲望看閒書。
冷眼看大學高層，如何回應同學質疑新語文政策，想起Hannah Arendt對「平庸」的討論。
1960年，Adolf Eichmann被以色列特工在阿根廷綁架，並送回耶路撒冷審訊。這傢伙在二戰時策劃多個屠殺猶太人的計劃，人人都視他為大魔頭。
1961年，Arendt前往耶路撒冷聽審，她發現，Eichmann看起來，不像是個窮凶極惡的大魔頭，他不過是一個小官員，他自稱自己是個守法盡忠的官員，他說，他只聽從希特拉「命令」。他還真懂得開玩笑，他看過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希特拉的「命令」就如康德說的「定然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s）。
這當然是嚴重歪曲了康德的哲學，Arendt指出，康德的原意是，每一個人都是一位立法者（legislator），要執行的「定然律令」，自己該十分清楚及認同其意義的，不會及不應盲目遵守任何法律（136-137）。
Eichmann本著「做好呢份工」精神，執行「命令」，他鄙視那些貪污官員，他們為了勒索金錢而放過猶太人，Eichmann絕不這樣做。
行政主導，兼致力閹割立法者的香港政治，當然會製造許多「我會做好呢份工」的平庸官員。而我們的大學高層，亦只會不斷簡單重複，而不會解釋及詮釋那個「國際化＝英語」的無上律令，因為不管讀過多少書，拿了多少個學位，也還是「平庸」（ba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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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的大學城，佔地超過43平方公里，有十多萬大學生，三年建成，耗資200億人民幣，又一個中國大工程。
據說，始作俑者是廣東省省委書記張德江的傑作，在此以前，他是浙江省省委書記，有人說，因為他來自浙江省這個文化大省，所以覺得廣東在文化上很弱，所以，要搞一個有文化氣息的大政績。
結果，便一下子把小谷圍這個島上的四個村大部份土地徵用了，而且，還繼續一口一口地把村裡剩餘的土地吃掉，例如，北亭村一大片土地被一個巨大商場進一步吞噬。
看著非常現代主義的大學建築，感受不到人文氣息，只感到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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